走出官家主义|中欧商业评论

作家、记者、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编辑。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书。《潜规则》与《血酬定律》自出版以来一直高居各大书城销售排行榜之列。

历史上谁是主导者

“资本-官家主义”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它还没有解决究竟谁当家作主的问题。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为什么要用“官家主义”这个概念来解读中国历史？
吴思：是为了跟“主流”的说法区分开来。长期以来，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的官方标准说法是“封建主义社会”，而当代史学界承认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少。柳宗元的《封建论》里面说得很清楚，所谓封建就是西周建立的分封制。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如果说废掉了封建而建立的制度还叫“封建”，至少秦始皇这个制度的创始人就不会认可，在马列主义引进中国之前的中国古人也不会认同。
所以我推出一个古汉语中常用的概念：官家。官家在古汉语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是皇帝；第二是衙门；第三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这三者都在“主义”，即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皇帝“主义”出来的就是王法，衙门“主义”出来的就是地方法规、部门法规或者各项土政策，它可能跟王法有冲突；官员“主义”出来的就是潜规则。这三者互相争夺地盘，但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的，始终在官家集团范围内。这个结构清晰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谁是主导者，我称之为官家主义。

CBR：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分别对应了何种形式的官家主义呢？
吴思：官家主义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比如朱元璋打了天下，把大地主、大商人基本给灭了，官家和自耕农共坐天下，叫做“小农-官家主义”，小农是一个前缀。历朝历代大战之后常常十室九空，那会儿大地主也少，自耕农多，国家也会搞各种均田令。这个制度持续一些年后，小农就会分化，一部分是佃户，一部分是地主。地主向官家交皇粮，于是就进入了地主-官家主义的时代。地主-官家主义时代特有的社会集团就是“乡绅”，一只脚踩在土地上，一只脚踩在官场里，这就是官家主义的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我称之为“工农-官家主义”，官家直接管理工人和农民。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坏处就是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工人偷懒导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积累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偷懒导致中国人普遍吃不饱。
我把现在生活的时代称为“资本-官家主义”，官家集团仍然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然而它跟资本共坐天下。吴敬琏教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权贵资本主义”，也抓住了要害，点出了两个支配性的集团。但谁是头号支配者呢？是权贵而不是资本。谁又是权贵呢？当然还是官家。
我们从农业社会经过上百年的现代化建设，工业化的追求，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资本-官家主义”是对中国现代化成就的肯定。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官家主义”的弊病也得以解决，但它还没有解决究竟谁当家作主的问题。只有真正变成民主宪政的制度，官家主义像王朝兴衰的波浪起伏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变革需要激励机制

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动力都很强。                            

CBR：向宪政民主过渡的问题，你在《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等著作中都没有涉及。在官家主义的治理体系下，如何形成这种过渡？
吴思：要结合官家主义的具体形态来分析。“资本-官家主义”跟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农-官家主义”中，工农的力量不够强，只是小民。但如今资本的力量非常强大。如阿拉善生态协会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讨论问题，搞环保，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抵得上一个省。所以“民”这方面已经不一样了,小民变成了大民。
过去官家主义结构中有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总要崩溃。大一统的帝国平均寿命是171年。算上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平均寿命是66年。其中40%死于民变，40%死于官变，还有20%死于外敌入侵。当然，这三个因素会综合起来，导致官家制度的垮台。
现在的官家主义体制，“民”比过去更强了，承受压榨和掠夺的能力比过去大大下降了。对于农民来说，除非没有饭吃，他犯不上反抗。可对资本而言，税率调整百分之几就可能大批破产，这个承受力是非常微妙的，这客观上要求政府更规范守法、不能乱剥夺。官家集团的变化也很显著，皇帝没有了，最高权力一旦形成党内民主、投票表决的局面，中国就会出现重大变化。此外，体制内的衙门条条块块比较复杂，追求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可能导致官家主义体制解体。当然，变动在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

CBR：按照这种思路，良序变革的发生逻辑应该是怎样的？
吴思：搞清楚“资本-官家主义”的定位，首先要解决谁在转型，向哪个方向转型的问题。接下来还要看是不是有改革的动力。需要设计出一种激励机制，使得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改革动力都很强。谁来推出这个机制，用什么策略平稳地把它落实？回顾历史，邓小平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也困难重重，当初用的办法就是三条：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大胆试”把内部积极性调动起来；“允许看”把反对力量安抚下去。试验三五年之后大见成效，再把成功的领导人提拔上来，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成为良性的、正向的激励；“不争论”维持了一个中性的舆论环境。现在的舆论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网络上支持改革的呼声很多，如果把“不争论”变成“可讨论”，更会从民间吸收大量的舆论支持的力量。
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研究了1974年以来的转型，大概是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改革，由政府主导去转型；第二种是替代，政府被推翻，像菲律宾、印尼；第三种就是上面也改、下面也推，商量着来，像韩国和南非的上下力量基本相当。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只要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对过去都不会清算，形成了事实上的大赦。大赦是一种交换或和平赎买。需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把基层官吏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让官员不再担心。例如，在某个特区推动政改，一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验收合格，当地特赦。用权力干一件好事，以前的问题就不追究了。改革在历史上的正当性是毫无问题的。多数人选择的是利益，而不是纯而又纯的正义感，即使投票，通常这样的特赦也应该获得通过。

CBR：这固然是良好的愿望，但会不会忽略了现实中的诸多障碍？当国有制经济与既得利益集团结合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吴思：最关键的是利益。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很强大，然而经济正在下行，中小企业处境极难，一旦下游出了大问题，既得利益集团要想绑架全民或绑架政府都会变得很困难。因为中小企业才是就业的创造者，它们没饭吃，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历史上，皇上感觉不安稳的时候，杀几个大臣算什么？垄断恐怕要靠经济危机去打破，至少危机可以推动它转变。如果经济危机不发生，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之后它才能转，而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由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危机促成的。

商业精神化解困境

“一个人的革命”对资本来说不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一旦有机会为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决策时，一定会选择公平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                                           

CBR：即便国有垄断可以打破，民间资本与官僚体系的长期勾结也势必构成改革的掣肘，如何才能看到希望？
吴思：关于官商勾结的问题，我专门有一个模型来描述。一般来说，官家主义社会都是官员说了算，而交际场合通常官员对面都会坐着买单的老板。每个官员都有几个给他买单的，形成一种特别密切的官商勾结。这时候，官员的很多决策当然符合商人利益，这其实是局部完成了一次革命，通过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和平革命，我称为“一个人的革命”。一个人的革命在局部已经不是官员说了算，而是老板说了算。这个事非常便宜，花不多的钱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比阶级革命要安全得多。所以很多中国老板会被逼上这条路，而且你不走别人也会走，利用权力带来好处，锁定了这么一个路径依赖的模式。
然而，一个人的革命看似成本很低，收益巨大，但深究起来，它不利的地方有两个：第一官员可能干几年走了，时效期很短。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书记一任商，新任的官员可能带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人家根本就不要你的钱，那就不能够做长远打算。如果想办百年老店就办不成了，没法做长远打算，只能是捞一把就走的短期行为，这会把企业给逼得弱小。如果你是好商人，就会觉得虽然很便宜，但细说起来不合算，不符合你的长远利益，企业长不大；第二个不合算就是，当你的钱已经足够多时，你会更在乎安全，你应该用钱来保你的命，而不是拿命去换钱。而官商勾结的事恰恰是玩命，每成功一步就吊一根绞索，再成功一步又吊上一根绞索，说不定哪块石头一松，绞索就拉直了。官员的内斗很可能就是拿这些下手，老板凭空在市场风险之外增加了政治风险，这又是不可预测的。由于这些原因加在一起，最终大家都会明白，“一个人的革命”不好，更希望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CBR：但还会有两个问题：一是能不能形成集体的一致性，因为真正期望公平竞争的企业，由于没有与官员结盟，其竞争条件是不利的，很难得到成长起来的机会；而已经官商结合的企业又面临着原罪，很难开始追求一种与它这个原罪不一致的价值。
吴思：说的很有道理。关于原罪，我之前介绍过特赦的激励机制。集体行动这个事只能看时机，一旦出一个什么事件，就能成为信号，大量的企业甚至会投钱去支持一项变革。一旦理清内心的思路，真正赞成改革的人或企业会大规模倒戈。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这种状态，包括清末的民族企业家都选择与清王朝离心离德，支持革命派。支持民国的都是一些实业家，上海的商团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在中国“官家主义”环境之下，逼出来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人的革命”，但对资本来说这不是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而是一个短视的、非常不舒服的，而且长期风险极高的方式。一旦有机会为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决策时，他们一定会选择公平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