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们少信任|中欧商业评论

文 / 翟学伟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在汉语构词中，同“信”相关的词汇很多，诸如诚信、自信、信仰、信赖、信誉、信任、信用。而在英文中，belief是信仰、trust是信任、reputation是信誉、credit是信用，没有一个词的词根是相同的。这就是说，英文的大多数词汇来自不同的社会面向，是在表达不同的社会含义，几乎不倾向于在一种大范围的社会现象中讨论这些问题。这主要源于他们的部分组成整体以及整体需要分解的探究路径。但中国的学术传统是一种连续性的思维，在儒家思想中最为明显的表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连续体的角度来重新定义诚信、信任和信用，同样是“个人—关系—组织—国家”的扩展含义(而非分类或分层级的含义)。诚信对应的是道德，信任对应的是社会关系，信誉对应的是组织或公共关系，而信用对应的是政府与市场的作为。换句话说，诚信、信任与信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表述。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如果每个人都遵守诚信，彼此互动起来就产生社会信任，然后整个国家的信用运行就好。这也同中国人喜欢先试点然后做推广的思维模式如出一辙。
但在这样的扩展模式中，有学者发现最难的过渡是从“家”到“国”的过渡，家家都好却不意味着国家就一定好，这里涉及社会信任量的质变，即需要有一种制度来体现各个社会单位的表现，即信任的制度设计及其评价体系。于是这个模式内部便出现了一种转换，其实质是讨论人与制度的转换关系，其中包含着政策与对策、行动与结构之间的转化、权宜和变通的问题。所谓“诚信危机”侧重于指道德滑坡；所谓“信任危机”则指社会关系状态恶化；所谓“信用危机”偏重于指中国社会体制架构存在问题。

诚信回归有多难

以上是中国人的学术思维模式。那么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如何呢?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想考验一个人诚信与否，通常在亲缘内部是考察不出来的。只有走出了这个范围，才可以看到此人在此方面的品质。可见，“君子”是超越了日常信任网络而提出来的概念，它要求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一种仁义的品德。但为什么君子人格最终不能落实呢？因为它并不契合中国农耕社会，更多地寄望于胸怀天下理想的读书人，因为他们最有机会为国家效力，需要离开这一共同体，进而也就有了“忠”(即信的最大化)的问题。很多人相信，儒家思想在教育人的诚信方面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十分天真的观点。因为诚信的危机很难在个人心灵上重建，只有从外部加以规范并约束个体。
中国的农耕文化建立的信任网络本身是自在的，基本满足了共同体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并对整个传统中国的政治格局、军事和商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实行计划经济之后，虽然相当一部分人走出家乡共同体来到城市工作，但档案制度依然维持了原有的信任关系。可是当市场经济出现以后，国家对于信用的发展没有给予及时的配套性改变，导致一方面新型的信用体系缺失，另一方面原有的信任网络与档案制度业已解体，从而发生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
可见，诚信、信任与信用分别对应于个人、关系与制度，也分别指代道德、依赖与评价，来自一个共同点的延伸，即由个体(君子)之“诚”而扩大为天下之“诚”。但这只是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从现实层面来讲，以个人的诚信品德来构成信任网络是可以实现的，但如果要把信任网络转换成国家信用制度就会遇到问题。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不单是制度建设问题，也不单是人的道德与交往重塑的问题，而是人与制度的博弈以及转换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不会忽略信用制度建设或诚信回归在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性。

“我不相信你”

比之个人诚信，社会信用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政治、经济、法律、信仰、教育、制度、生产、消费、名声及日常互动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上。表面上看，设立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与社会的环境、运行及面对的现实问题有很大关系，但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某一特定社会成员对人性的集体想象和推论。
当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于家乡共同体时，这种文化假定的社会信用是“自在的”，社会一旦出现了不守信用的情况，可以通过道德舆论控制使信用危机得到修复；当人们不再在家乡共同体生活时，自在性的特征没有了，再借助于道德舆论来维持信用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新的信用形式就可能发生，比如契约、监管、法制等。如果我们没有认清人性假定，有些制度的设置则是无效的，这是社会得不到治理和改进的深层次原因。
许多人认为，要回到儒家思想中去寻求灵丹妙药。且不说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也有说的与做的也不一致、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不一致、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不一致、内在的和外在的不一致等问题。儒家太想两全其美了，其内在矛盾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人们一方面同意“大义灭亲”是正义之举，另一方面也认为“亲亲相隐”是对的。对于善于权宜的中国人来说，一旦最终处理办法就是追求一个好名声的话，也就预示着虚情假意、形式主义、表里不一乃至于伪善的出现。从这一结果再回过头来认识儒家所谓人性本善的问题，我们便可以发现追求实际的中国人是善恶混搭型的，又因为形式主义的作用，导致人们喜欢在思想和言语上高调宣扬“善”，却在实践中重点防范“恶”。儒家的“仁”同中国家族制度原则相配套，却不可能成为一套独自运行的普遍原则(没有社会超越性)，也很难像儒学后人期待的那样，坚持认为它所具有的普遍主义价值。形式上的高调终究掩盖不了中国人制度设计上对“恶”的假定。试举几个生活中的事例：
每当我们到宾馆服务台退房时，都有一个等待服务员查房的时间，因为宾馆要看一看房客会不会拿走或消费了什么而不付费。
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的出站口，涌动着无数急于出站的人流，因为几乎每个站口都设置了检票人员在检查有无坐车不买票的人。为了找到假设中的这个人，每个人都要接受检查后才能出站。
如果想去政府部门办事，需要登记、打电话，或者凭许人证乃至让联系人出来接方可进入。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小事，但都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不相信你”。中国几乎所有的制度都是因为假定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而设的。换句话说，这个制度完全不考虑人的善，至少假定只要人群中有一个坏人，那么所有的人都要被此审查制度所管制，以确保坏人逃不掉。
就此思路的推理而言，制度就是用来防止坏人作恶的。可是，这种制度的效果如何呢?现实是它在制造更多的恶，以至于变成了一种产业。制度越想控制人们不越轨，人们就越在考虑如何越轨。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政府不停地要求各个职能部门加强监管力度，而民间则不停地想出指导人们逃脱的手段和办法。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没有赢家，只有社会为此付出巨额成本和沉重代价。
然而一旦真的有人在这样的制度下被“抓”住了，此时儒家的人性假设突然开始生效，什么 “悔过自新”、“以观后效”、“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教育为本”。细品中国大多数查处的条例，大都是在儒家的仁爱与同情心原则指导下制定的，对违规者极为开恩，其处罚力度总是从轻发落，让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还能放弃这样的制度不成？那岂不更加乱了套。是否乱套，我们再来看些事例：一些发达城市的车站取消了出门检票的关卡(尽管逃票的人可以大摇大摆地通关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中国后，也让中国人见识了厕所里竟然有卫生纸而无需自带(尽管有人会一次用掉很多，甚至整个拿走)；当然，还有一些事例依然没有改观，甚至防范得更加严格，比如宾馆退房、进入政府办公地、报销经费的管理等。回顾一下这些制度性的变化就可以发现，那些不怕人使坏的制度大都是西方文化设置的，几乎是西方的制度推动了我们敢于假定人性本善，这就是所谓普遍主义的信任。

仅“拷问良知”是无效的

打开不同文明的教科书，各国思想家都有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颇为奇怪的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却如此不同。如果中国人认可孟子的性善论，为什么制度不跟着做安排呢？如果中国人从制度安排可以回溯到荀子的性恶论，那为什么不直接承认这一点呢？徐复观在论述孔子的德治思想时有这样的回答：“一切极权政治皆来自对人的不信任，而民主政治的真正根据乃来自对人的信任。”
抛除政治层面的因素，考虑到中国从古至今采用的都是“儒法互补”或“儒表法里”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人基本同意人性的善恶同在。所以在设置制度时，既要考虑到人性好的一面，又要考虑到人性恶的一面。但这种看似合情合理的制度设置，结果就是恶性循环与防不胜防同在、监督与逃脱同在、严格立法与从轻发落同在。因此，讨论人性问题还是要回到文化层面上来，要看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或主线在哪里，它给民众生活产生影响的人性假设在哪里。
仅就这一标准来考虑西方的人性假设，宗教的作用非常突出。基督教文化贯穿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人来自一个全知全能上帝的塑造，因禁不住撒旦的诱惑犯了罪，只有通过救赎才能回到上帝身边。此时大多数人更多地倾向于善(当然也有人选择作恶)，而制度就是为这些大多数向善的人设计的，至于那些恶人，则有非常严厉的法律在等着他们。
中国思想文化中强调的“天”虽不具有上帝的含义，但由于具有广泛的惩罚作用(报应观)，在民间信仰中十分有效。但这个作用既不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所容，也被儒家文化的自身建构所消解。在儒家思想的架构中，“天”与“人”的关系不是报应的关系，而是感应的关系。天被放置到了人的心底，即“天地良心”。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安置是神圣且崇高的，却再也容不进人的私欲和私利。凡能容下的都被视为小人，却又可以通过修身变成君子。于是现实生活与境界开始脱节，除非圣人和大儒，更多的人只能在其中挣扎，乃至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名实分离；此时，法家则走到了这一思想的反面，用严厉的刑罚来规范人的行为，导致内心真实欲望也不能正当地表达。
中国人性假设中的最大问题，是缺乏一种外在性引导机制。中国人会拷问“良知”，可惜的是，这个拷问是无效的，试图在人的内心深处寻求德之存无等于缘木求鱼。中国目前的信用危机既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在个人行为与制度安排之间缺乏一种外在的价值导引，由此引发个人内心回应的问题。这个问题关涉教育，其误区在于精神领域的导引不是政治口号、政治说教和政治灌输，因为它们没有触及人的灵魂，包括说教者自己的灵魂也没有被触及到。

［根据本刊编辑葛雪松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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