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帮会与生意人：虞洽卿在上海|中欧商业评论

党派、帮会与生意人：虞洽卿在上海

在20世纪前半叶，上海商人既是革命活动或政治投机的资金提供者，又是各种政治力量得势后的经济受益者。无论情愿抑或被迫，多数上海商人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绑架。虞洽卿就是这样一个上海商人。

1936年10月1日，上海的西藏中路锣鼓喧天，人潮涌动。这里正在举行马路命名仪式。西藏中路北通苏州河，南接法租界，中间联结南京路和静安寺路，可谓上海的通衢大道。上海开埠后，素有“无宁不成市”之称，宁波商帮会所“宁波旅沪同乡会”即坐落此路。上海这条显赫的马路，却为了一个来自宁波的生意人而更名，从那天起，它叫“虞洽卿路”。

上海滩上“阿德哥”

虞洽卿，字和德，1867年生于宁波镇海，时人尊称“阿德哥”。宁波靠海，山多人少，宁波人自古就有外出经商之传统。1881年，虞洽卿15岁，来到上海望平街，在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坊间传言，虞洽卿初来上海时恰逢雨天，因担心打湿布鞋，赤脚步行至颜料行，老板惊呼为“赤脚财神”。1902年，虞洽卿成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次年转任荷兰银行买办。在旧上海，买办分为三类：银行买办、洋行买办与一般买办，其中外商银行买办地位和收入均最高，每年收入约在2万两到5万两之间。

虞洽卿不只埋首于经济事业，他广泛结交社会名流、权贵人士，甚至与上海帮会的关系也维系得甚好。上海帮会势力强大，著名的实业家经常遭敲诈、勒索甚至绑架，但虞洽卿与帮会关系非同寻常。虞洽卿曾营救过黄金荣，并且经常和杜月笙共进晚餐，经济紧张时，虞洽卿还多次向杜氏开办的中汇银行借钱。

虞洽卿和宁波商帮的头面人物如朱葆三、严筱舫也关系密切，与宁波籍的旅日实业巨子吴锦堂更是姻亲关系。所以，自朱葆三等人之后，虞洽卿一直被视为宁波商帮之领袖。

尊贵的职业地位、精明灵活的头脑、四处逢缘的人际关系，使得虞洽卿这个来自宁波的生意人，在这个交织着各种政治力量的都市，在那个革命民族主义涌动的年代，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三北航业与四明银行

1913年，虞洽卿敏锐地觉察到航运业大有可为，遂创办三北轮埠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部分外商轮船回国，货多船少，运价大涨，三北航运集团获得空前的发展。战后，进出中国各口岸的外国轮船大幅度增加，虞洽卿咬牙苦苦支撑，他在政治上的远见极大地帮助了三北航运渡过难关。1919年12月，段祺瑞政府财政部按照规定借给三北航运集团的鸿安、三北银圆30万元，弥补了资金的不足。

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更让虞洽卿获益颇厚。虞蒋二人不仅有同乡之谊，在蒋介石发家之前，虞三次施恩于蒋，奠定了两人以后发展的基础。北伐战争中，国民军曾多次征用三北航运的船只，蒋介石支付350万航业公债抵偿，由财政部担保发行，三北航运所享受的优惠政策比轮船招商局还要多，令人瞠目结舌。

旅居上海的宁波籍工商业者面临发展实业的资金问题，虞洽卿联合陈薰、周金箴、李威如等人于1908年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行址设在宁波路江西路口。虞洽卿是四明银行的首创者和投资者，并同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保持较好的私人关系。孙衡甫大量贷款给他，而虞洽卿也投桃报李，将孙衡甫的亲信安插到三北航运集团。有一次，四明银行发生挤兑风潮，孙衡甫无法应付，只得与虞洽卿暗地商量，由虞洽卿亲自押运几箱银圆到行，应付兑现，另以石子装运百余箱尾随其后，以示现金充裕，终于度过难关。从此，四明银行是虞洽卿发展实业稳定而可靠的资金来源。“三北航运集团大多数船只的买进，都是向四明银行做抵押款后，才使他的航运业得以日益发展壮大。”

虞洽卿还联合荣宗敬、张寿镛等社会各界名流于1920年10月创办了劝业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享有钞票发行权，经营国库券，兼办商业、储蓄、信托。该行股本商股占60%，官股占40%，暂定资本为500万元。同时，在上海和北京设立分行，虞洽卿任总行协董并任上海分行的实际负责人。虞洽卿又为三北航运集团开辟了一个可靠的资金来源。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截至1936年12月，三北航运集团共向四明银行结欠本息金额总计4623742元。当时四明银行有3000万放款不能收回，三北集团占15%以上。1936年6月开始，直到1941年春虞洽卿离沪之时，虞洽卿在四明银行的地位下降，最后被要求限期还债。

1936年10月，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其亲信李嘉隆着手整理四明银行的账目。据称，四明银行亏损2469万元。财政部注入366万多元公债作为“官股”，而将原有商股按15%处理，虞洽卿原来在银行的股本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李嘉隆担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后，要求虞洽卿“迅收三北、鸿安其他产业，全部交与本行存底”。甚至一度传出国民政府财政部要以“债权人”的身份处置三北航运集团的资产。古稀之年的虞洽卿，上海滩的赤脚财神，人人敬重的“阿德哥”，成为国民政府一只待宰的羔羊。幸好，依靠着与蒋介石亲密的私人关系，加上后来抗日战争的爆发，虞洽卿的三北航运公司才幸免于难。

在20世纪前半叶，无论对于民族主义的革命者，政坛上的投机客，还是上海社会的黑道大亨来说，上海商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既是革命活动或政治投机的资金提供者，又是各种政治力量得势后的经济支持者，无论情愿抑或被迫，多数上海商人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绑架。而从这些商人的角度来说，为了生意利益而周旋于各种力量之间，在各派力量之间进行赌博式的投资，实是迫不得已之举。在这点上，虞洽卿是上海商人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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