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欧商业评论

在所有的秩序之中，不管是市场秩序还是政治秩序，在它的最底层，都会发现存在一种暴力均衡和对抗的关系。所有的秩序都建构在这个暴力均衡之上，或者建构在暴力均衡之中。
从暴力形成发展，及与生产力互动的角度，用血酬定律解释历史的观点就是血酬史观，它建立在三个概念之上：第一个概念是血酬，它是一种通过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第二个概念是血酬定律，即暴力掠夺发生的条件是血酬大于成本；第三个概念是暴力并不创造财富，因此暴力和生产需要保持平衡关系。
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但却瞄准了财富，一定会发生暴力掠夺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冲突，这个冲突关系可以解释很多历史现象。人类的历史就是破坏力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的历史，血酬史观提供了一种从暴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分析历史的框架。

血酬的成本计算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时候就会发生暴力掠夺。但暴力的成本是什么？哪些因素构成了暴力的成本？我认为暴力的成本包括道德成本、机会成本、生产成本以及暴力对抗的成本。
管子定律：仁和义的道德成本  古人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见“仁”和“义”是可以让人为之献出生命的。仁近似于同情心，义近似于正义感。同情心和正义感不仅可以从历史和社会科学得到证明，现代解剖学也证明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心理机制的存在。《管子·牧民篇》说：“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仁义”和“仓实”、“衣食足”有关系，同情心和正义感与物质生活条件的丰裕度正相关。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称为“管子定律”。正义感和同情心是暴力的道德成本。当人们对饥饿、寒冷的感受抑制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时候，暴力掠夺就会发生。
暴力的机会成本  通过对2003年中国煤矿工人和一般建筑工人的收入和死亡率的对比计算发现，当危险的矿工收入高于一般劳动的报酬时，人们同样会选择当高死亡率的矿工。一个壮年劳动力做煤矿工人的年收入，相当于在建筑工地做小工1.83年的收入。那么“血”和“汗”的替换率就是1：1.83。
暴力掠夺同样面临生命危险，因此这个比例也可以作为暴力掠夺相对于从事生产的机会成本。管子定律是将同情心、正义感和人们的饥饿寒冷进行比较，和物欲进行比较。而这个血汗计算率是将人们的怕苦和怕死进行比较，这两个强度的对比关系相等的点应该是1：1.83。
暴力的生产成本  一个人要抢劫掠夺，就得穿衣吃饭，而且还要买刀枪，这些构成了维持暴力集团的生产成本。如果抢劫的收益还不够吃穿，那就没有人当土匪了。
暴力的对抗成本  所有暴力掠夺面临的最大成本是被掠夺者的暴力对抗，这给掠夺者造成生命威胁。这些反抗包括被掠夺者的反抗，也包括政府或者警察对掠夺者可能的暴力制裁，甚至还包括与其他掠夺者黑吃黑的竞争，这些潜在的暴力对抗构成了暴力掠夺最重要的成本。

血酬史观下的中国制度的变迁如果用血酬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则那些在传统历史观中的争论会得到很好的解答。
暴力产生了部落  部落出现之前，原始人类的基本生活状态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采集和狩猎。
为什么会出现部落？用采集狩猎的需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不了部落的产生。那些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每天从事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足以果腹，大猩猩吃饱了就晒太阳抓虱子了，不会形成更大的部落。部落不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是畜牧和狩猎的需要，而是暴力竞争的产物。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就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战争和联盟，部落之间的对抗就是用暴力争抢地盘。
暴力制造了奴隶制  部落之间的战争和联盟形成了更大和更强的部落，暴力组织的控制能力超过了一个普通人的逃亡能力，那些被抓住的战俘或者掳掠来的劳动力就被强迫劳动，成为奴隶。奴隶制来源于暴力对抗和暴力组织的发展，来源于榨取剩余能力的提高，而不是提供剩余能力的提高。奴隶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暴力发达的结果，是暴力组织发育的结果。
封建制  封建制度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在过去2000多年来没什么大的变化。封建制度是利用亲属组织的一种暴力分配和组织机制。它根据暴力服务的能力来分配土地、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
封建制解决了一个自卫的问题，但却导致战争不断，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战祸延绵。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打仗是有利可图的。历史记载，每逢发动战争，秦国人就在咸阳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可以有机会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财产。在战争结果的分配中，暴力集团首领获得的比例最高，更激发了诸侯发动战争的动力。
官家主义  为了避免分封国家之间的战争，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郡县制，把暴力统一起来。暴力由皇帝统一使用，这个社会我称之为“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社会和封建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举例来说，官家主义好比一个上市公司，暴力集团的成员作为股东分享打江山的血酬，但不直接管理国家。皇帝像董事长一样，通过科举制度（早期是举荐制度）招募一批读书人作为“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国家。封建社会就像一群小老板推举一个威望高的大老板做会长成立商会，但是每个小老板都有自己的地盘，商会会长也就是国王不能插手管理小老板的企业。
官家主义比封建制度先进很多，战乱减少了，一个朝代通常能有200年和平时期。但官家主义的“官”和“民”之间的均衡会逐渐被潜规则打乱。中国古代一般都是什一税，但官员通过潜规则的方式，把实际税负提高到20%甚至更高。到最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新的暴力集团重新打天下坐江山，又是一个轮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社会制度却没有变化的原因。
每一个社会对暴力资源的控制方式是不同的，官家主义是暴力集中不很高的方式，封建主义是暴力分散的结果，而部落和奴隶制度是暴力竞争的产物。

暴力的限度和拉弗尔曲线民国初年，天下大乱，四川境内军阀混战，土匪丛生。川陕大道通过的四川省广汉县就有5拨土匪拦路抢劫，导致川陕大道上人烟稀少，土匪也就没的抢了。土匪们一起开会研究，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沿着川陕大道每隔一段设立收费站，由不同的土匪部落收费，并且规定了收费的比例和额度。渐渐地，川陕大道又有了行人客商，土匪也有了一笔固定的收益。
土匪又把这套经验推广到广汉全县，就像招商引资一样呼吁农民回来种粮，土匪们不但不抢劫，还对农民进行保护，前提是每亩收1斗粮的保护费，相当于总收成的5%。
我们把抢劫的收益叫血酬，那么土匪们建立收费站收取的保护费是什么？这个保护费体现了暴力的自我约束，包含了对生产者的尊重，所以我们称之为法酬。法酬就是税收减去公共开支，因为土匪们并没有提供公共建设。
我们借用拉弗尔曲线来说明这个问题。拉弗尔曲线是财政学上的一条曲线，它表示税率越高，税收总额越高，但当税率超过某个平衡点时，税收总额就会下降，当税率为100%时，税收总额则为零，因为没有人生产了。
拉弗尔曲线讨论的最佳税率也可以用来研究土匪们的最佳抢劫率，当被抢劫的概率和抢劫比例大幅增加的时候，抢劫的总收入也会降低至零。当其维持一个最佳抢劫率，则收益最大。但如果是流寇，最佳抢劫率是百分之百。
法酬也有一个最佳自由度，否则自由度的增加也会导致暴力的效力降低，法酬降低。一般认为最佳税率应该是25％。

超越血酬史观我们把决定规则的规则称为元规则，在历史上，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当然，暴力最强者也会遵守一定的规则，也会造福生产者的利益，尊重生产集团的反应，追求自我节制，有节制的法酬。他的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追求最佳抢劫率。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血酬史观”是从暴力的角度对历史演进做出一种解释，它和唯物史观并不冲突。一旦生产集团的首领资本家主控制了军队和国家机器，暴力集团就变成了资本家的保安和守夜人，这个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就开始有效了，生产力能够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开始决定上层建筑。
但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也很快凸显。资本家的剥削导致了工人运动的产生，工人可以投票，工会也可以控制选票了，也能当家作主，那就不是资本家一个人当家作主，历史进入民主时代，这个时候自由史观就开始超出唯物史观。
自由史观把社会看成一个大市场，连政府都属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用公共选择理论去解释政府的形态，这些理论对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的演进做出的解释又超出唯物史观。
那有没有一种综合的、普遍性的历史观呢？我们可以把历史看做一个生态系统，于是就看到一个延续进化论讲故事的、更加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可以把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血酬史观、唯物史观、自由史观，可以有各自不同的阶段和空间。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统称为“造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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