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潮为何出现于西方|中欧商业评论

     “现代”与“古代”完全不一样，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还是从信仰、个人取向看，都是如此。这些巨大差别是如何形成的？众所周知，非西方国家如俄罗斯、土耳其、中国、日本的“现代”是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通过模仿、学习而出现的。但西方本身之所以会进入“现代”，却是复杂得多的问题。我们虽然知道，启蒙运动是欧洲进入现代的关键，但其中涌现的大量新观念、新思想从何而来，却需要仔细探讨。我们将发现，“现代”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许多交互影响因素，整个过程不但高度复杂，而且历时甚久。

     需要澄清的是，上面笼统地说“古代”，并非指西方的希腊城邦或者罗马帝国，而是指欧洲“中古”，也即10~13世纪罗马教会神权观念和基督教普世体制臻于极盛的时期，因为那才是欧洲思想、体制向“现代”转变的起点。这个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文艺复兴（约1300~1500年）、宗教改革（1500~1650年）、科学革命与新思潮（1540~1700年），最后才是启蒙运动（1700~1800年），前后历时共五百年之久。这几个阶段并非单纯地前后相因，而是相互交错的（图1）。

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

     “启蒙”像“科学”一样，诱惑力很大，各式各样的运动都被归到它的名下，但本文所论之启蒙运动，特指18世纪发生于法国的那一场思想运动。它包含许多倾向和要求，但有共同的大方向，那就是反叛整个基督教文明，亦即以理性对抗信仰，以知识克服愚昧，而其后果，则是冲击、摧毁原有政治体制，改变西方对于人和世界的基本观念。

     启蒙运动可以孟德斯鸠（1689~1755年）出版《波斯书简》（1721年）和伏尔泰（1694~1778年）出版《哲学书简》（1734年）为起点。其时的法国已经度过“太阳君”路易十四的辉煌，正承受穷兵黩武后遗症的苦果，而经过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则处于奋发有为、蒸蒸日上的时代。孟德斯鸠出身小贵族，活跃于地方议会，到过巴黎。《波斯书简》借游历欧洲异教徒之口，间接讽刺教皇和极权君主的虚拟体小说，它令作者顿然知名，得以进入巴黎上流社会，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则出身巴黎中上家庭，是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因为与贵族发生冲突，出亡英国三年，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哲学书简》就是以表面轻快、超脱的文笔介绍英国的政体、教会、文学、科学、社会风俗，底子里则对法国本身提出辛辣批评。此书一出，各界哗然，当局立刻发出对他的逮捕令，幸亏他得讯逃到东北边界上的小镇躲避，自此隐居于斯，潜心问学，勤奋著述，从追逐名利的剧作家蜕变为宣扬新理念的思想家。

     这样，甫届不惑之年，伏尔泰成了启蒙运动之父，其后四十多年间，他以“消灭耻辱（指天主教会）”（écrasez l’infâme！）为口号，写出数量惊人的作品，其中宣扬科学的《牛顿哲学简介》、讽刺政府和耶稣会的小说《憨第德》和批判当时观念、体制的《哲学词典》，可以分别代表他在这三方面的努力。他说不上思想深刻，但具有热情、锐利笔锋和战斗精神；他虽然攻击特权，痛恨腐败，却又出入王侯府邸，享受奢侈繁华，因此并非革命者，而是具有使命感的改良主义者，这可以说是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启蒙思想家的内在矛盾。
孟德斯鸠不像伏尔泰，并非文思泉涌的思想家，而是和光同尘、玄默守拙的学者。《哲学书简》的成功使他大受刺激，故而退守祖业，埋首著述，以十四年之功完成毕生巨著《法律的精神》（1748年），那时他已经年届耳顺了。此书是一部各国政治制度比较史与社会学分析，由于资料富，见解深入，指陈英国政体的独特优点，以及法国政体有从君主制堕入独裁制的危险，所以出版后亟受重视，传诵一时，即在百年后也仍然被美国开国元勋奉为圭臬。

     我们读启蒙运动历史，总不免奇怪：倘若当时的政府、教会真那么独裁、专制，启蒙思想家如何能够公开活动，宣扬其理念？他们的运动如何能够不断壮大？答案是多方面的：首先，经过宗教战争洗礼，中古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和镇压已经在较先进地区（如法国）消失了；其次，随着政治气候改变，上层社会有不少开明人士同情甚至私下积极协助新派人物；最后，后者还各有趋吉避凶策略，例如：匿名发表著作；将敏感话题限于私人场合如沙龙中谈论；在困难情况下寻求上层人士代为缓颊，借助法律抗辩，或者出走躲避风头，等等。然而，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基本因素，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迅速进步造成了强大、不可抵挡的新风尚，从而不断改变大多数人的观念和倾向。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是第一代启蒙思想家。出生于18世纪的狄德罗（1713~1784年）、达朗贝（1717~1783年）、卢梭（1712~1778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等则是第二代。他们活跃于1750~1780年代，社会地位可能不及第一代，但影响力、冲击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律的精神》是启蒙运动的分水岭：此前它凭少数“先知”在旷野呐喊，此后则风起云涌，进入新旧思想短兵相接阶段。狄德罗出身外省中下阶层，在巴黎毫无凭借，以编辑、翻译为生。他的《论盲书简》（1749年）吹响了第二代启蒙思想家的号角，他也为此被监禁数月；至于出版《百科全书》的计划，则对他来说是千载良机，故此不避艰困、险阻，以无比热诚和毅力推动其事，最后几乎是独力完成大业。但除此之外，他还是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评论家，更有强烈的自律的道德意识，绝少与王公贵人相往还，因此受王室和教会打压，始终未能进入学术殿堂。至于天才横溢的卢梭，其初以音乐知名，到巴黎后一度积极投入《百科全书》工作，但他有疑幻症，脾气倔强暴躁，在创造力达到巅峰之际却与整个思想界决裂。无论如何，他和狄德罗都是站在启蒙运动最前线的斗士。

     霍尔巴赫是跻身贵族阶层的德国富商，其思想家沙龙不啻“百科全书派”和无神论者大本营。爱尔维修出身法国名医世家，为当时思想家的巨大名声所激发，也同样举办沙龙，招徕名士。他有意以其《论心智》与孟德斯鸠并驾争先，但此书不但遭受官方镇压，即在思想界也备受攻击，其功利主义直到下个世纪方才发生影响。至于霍尔巴赫，则隐秘地在荷兰等地散播、宣扬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著作，其《大自然体系》被认为是导致大革命的因素之一，日后对马克思也有直接影响。至此，启蒙运动已经进入激进阶段，对旧体制可谓图穷匕现了。

溯源与“三大回归”

     在基督教出现之初，教会是各地基督徒的松散组合。在基督教变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它仍然受皇帝控制，没有独立地位。但罗马教会则不一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反而因缘际会大肆发展，成为普世性神权力量，这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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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7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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