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如何向前|中欧商业评论

宗教和互联网，是未来文明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宗教可以深入人心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互联网也可以影响人的信息吸收量，从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且互联网还是另外一种动员和组织的方式。一个是最原始的宗教，一个是最进步的网络，这两者都会在某种平衡的状态下，影响到未来50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

未来50年：美国仍将领先
中美两大经济体都是外界不能攻克的，互相攻击就会两败俱伤，合作则可以共赢。除了希特勒这种特别极端的人物，通常的政治领袖都是理性的，所以中美不会真打起来。中国有中国的问题需要解决，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谁领风骚？在我看来，50年之内肯定还是美国。50年之内，我看不出来任何语言，包括汉语，会超过英语。汉语使用人数固然多，但多限于中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两个国家恰巧是连续300年掌握世界的霸权。中国小孩也都在学英语，互联网也以英语为主……所以，英语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领世界风骚，这点毫无疑问。
工业化、城镇化后，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大改变，城市里产生的亚文化能否累积到一定的数量并影响未来整个文明，目前尚不清楚，但没有什么人能够和敢于逼近美国的海岸，更别说占领它了。现在能够冲击美国，真正让美国的强势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下降的，大概不是别的国家给它的打击，而是它自己内生的新的亚文化，包括对既有生活方式的不满，以及工作慵懒、教育不当等因素；当然，当下以“茶党”为代表的、狭隘的“爱国”思想也是一个因素。
美国只有300年历史，中国有3000年连续历史；美国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强国，中国则大而不强，但也没有谁能征服中国，因为我们内部的民族性很坚韧、凝聚力相当高。日本试过，失败得厉害。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制约因素在于内部，凝聚力能否再加强一点、公民意识再强一点？目前为止，中国人的意识里面，对家族的效忠比对国家的承诺意识要强。
能源很重要，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50年之内化石能源还不至于枯竭，只是可能会由于碳排放、能源安全问题而渐渐少用，重要性逐渐降低。美国一方面已找到一些替代能源，另一方面其储备丰裕；相反，中国的人均能耗比美国低得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性正在上升。

中国的创造性难题
世界人口已经不再继续爆炸，增速会放缓，农业的重要性以及去占领农业粮仓的欲望就会减低，粮食安全问题就会相对次要。丁克家庭甚至同性婚姻已不是完全不可接受。人口总量不再增加，那么谁的人口素质最高、总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点，谁就容易发展出一种被仿效的文化。
工业的创新或科学的创新并不必然在民主与自由社会才有。普鲁士一向是威权主义，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创新很多。而美国最早是靠偷欧洲的知识产权起家，美国人在欧洲买一台机器，运过大西洋到新大陆就开始翻造并在美国出售。
但是，中国未来的整体创造性，的确是个大问题。现在，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提“新丝绸之路”，我十分认同，并且有专文讨论。但问题是，如今我们的新“丝绸”是什么？我们一千年来的社会体制、文化意识，包括政治制度都不是鼓励创新的。我们的考试制度强调记忆。教育主管部门说要启发，不要有固定答案、不要背诵，但哪一个老师都想让学生背诵之后考中率高一点，家长则会认为，如果分数过于主观就会导致偏心。其次，中国的文化和制度崇尚老一辈。中国的科技奖为什么到八九十岁才给发？得奖的人从60~90岁做了什么贡献呢？为什么不60岁前就给他呢？怕老人们不高兴。官本位文化导致的形式主义和套话泛滥，连性格都不敢表现，又怎么创新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创新重要，但鲜有效果，很多人讲创新是有口无心。
当然不能急，也急不来。毕竟，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大概起自1980年左右，才30余年。英国、美国、法国，尤其是美国，农村人口只有3%，其中还有非农业人口，比如销售人员、机械维修人员、医务人员等等。近代美国、加拿大是把欧洲近代的农民和技术带到美洲去了，把欧洲的封建组织和意识留在欧洲了，去新大陆的人都是反封建的，贵族都留在欧洲了。亚洲，包括日本、韩国，学习方法都少让人自我表达。日本1868年就开始工业化了，但140年来哪一样重要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科学的创新、产品的创新是由日本人做出来的？没有。抗生素、雷达、电视、电话、电报还有尼龙材料，以及原子弹，基础研究等等都不是。

向前看，摒弃体用之争中国的河谷文明已经在改变中，但历史的效应、连续性还是很强。中华文明如此之久，树如此大，根如此深，短期之内把树根拔了，树就死了，所以真的需要老干上面发新枝。
首先，要允许新的人才能够加入决策集团里，尧舜的禅让是一种办法，科举制度过去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因为它避免了血腥争夺和贵族万世不变的承续。当然，现在没有科举了。让新的社会代表、新的社会动力能够参与到决策当然是很重要的。美国学、商、政、军是可以相通的，亦可参考。
其次，要吸纳海外文明。汉唐不吸收外来文明，不会如此耀目；甚至包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也是学习外部文明的结果。任何社会都有传统与进步的纠结，复古的倾向是不可能被消灭掉的，今日伊斯兰社会表现最明显。其实，复古的人只是对现实不满，孔子托古改制就是对礼崩乐坏的不满。但是，怎么可能复古呢？复古只是一种寄托罢了，老是想象说以前多好；以前那么好，为什么中国还有饥馑？
在吸收外来文明时，总免不了体用之争。但自清末以来，这个体用就并未明了。张之洞等人也没有说清楚何为体、何为用。在我看来，也许每十年对体用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比如，中国的户籍制是行之已久的，户口资料的信息化是体还是用？
有些人有危机感，好像向西方学习，我们的民族性就不复存在似的，生怕我巍巍中华文明被西方的滔滔汹涌淹没。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危机感，喜欢向前看而不是回头看。今天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该继续向前的时刻，总是怕危险反而更裹足不前。认为中华文明将被颠覆或要把中华文明大力推向全世界，都是过分的想法。今天还担心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是杞人忧天。应该夙夜思忖的真正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使这十几亿人和我们的后代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生活得更加康乐幸福。让每个中国人甚至是外国人都能通晓《三字经》、《千字文》里的道理，并且把《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则是过分天真了。

附文
文明的地图
文 / 张信刚

古代汉语中没有“文明”、“文化”这两个词，现代汉语中也未加严格区分。“culture”、“civilization”都来自拉丁文，19世纪一些欧洲学者开始做出区分。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也开始用这两个词，但常常混为一谈。
我把汤因比和布罗代尔视作启蒙师。文化指的是一种审美观念、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等，它会因时因地而变；文明则是指一大群人在特定环境中发展出来的比较大规模、长时间的生活方式，既包括衣食住行，又包括理念（如宗教）。文明是超越国界的，一个文明体系中可以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
中华文明是指黄河、长江流域并后来向北扩展到内蒙、向南到珠江流域，长期形成并共同认同的生活方式。媒体喜欢说“推广中国文化”而不是“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区也要包括日本和韩国，还有越南甚至泰国部分地区。

什么决定了文明
关于文明，我并不赞同“地理决定论”，但环境的确是首因。沙漠里的人不可能靠种水果、种水稻形成水稻文化，热带的部落也不可能靠驯鹿来生存，高山、高纬度的民族不能够靠捕鱼生活。此外，其他物种的存在也对文明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没有马，就不可能驯化马。当然，一旦马变成了生活中间的主要部分，肉可食、皮革可用，既能骑、又能运货，就演变成文明的基因，流传下来。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影响人群内部的群己关系。高山峻岭中生活的人往往性情彪悍，防范心理强，对外来的人有时候很客气、有时候疑心很重，因为人口密度低，“山高皇帝远”，社会结构相对扁平；而河谷文明，不管是尼罗河、恒河，还是黄河流域，因为需要集结大量的人力来共同从事重要的灌溉工作，得有人发号施令、有人挖土，于是社会组织形式就不是分散平行的，而是垂直型、权威主义的。
工业化之后，文明交往越来越多，最明显的效应是社群组织形态的去乡村化、都市化。在乡村社会，各村自主，邻居们守望相助、彼此熟识，要搞好关系。城市化之后，人是选择朋友而不是照顾邻居，人的组织形态有区别了，形成利益集团，比如工会。
稳定的文明也是不断演化的，演化的驱动力有内在和外在两部分。人都有改善生活环境、让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的内在驱动力；外在驱动力其实更大，也就是汤因比一再讲的挑战，有挑战就要响应。比如洪涝、地震等灾害带来的挑战，让人们不断改进生活方式、生产工具和社会组织形式。日本人不用泥土筑房而以木结构为主，因为地震多；中国北方农舍多是砖或者泥房，因为地震少。当女真人骑着拐子马向南冲，南方没有此马，岳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破之”，这就是回应。
文明的演化肯定不是直线的，但也未必是螺旋式的，百分百靠突变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万世推崇周礼乐”，我不尽然同意。很难想象，商亡之后，周朝的社会形态会发生突变。孔子希望能够力挽当时礼崩乐坏的颓势，即使如此，他也不能否认《诗经》，其“国风”就是采各地之不同。所以，周礼就好像上帝的世界，基督教徒形形色色，各地的人遵循的程度和理解却各有不同。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语言在内的多样性，与人口增加和交往频繁度有关。同一批人在原地，过两百年，语法、发音和俗语就会改变。假如他们还与外地人有接触，变化会更大，因此方言是不停产生、不会凝固化的。除非到了有标准读音、电视、收音机的时代，方言的出现才会少一点，趋同化越来越强。此外，在文明的交流互动中，有所谓的强势和弱势文化。文明间的竞争，免不了兵戎相见。

关键性偶然：精英涌现
社会学家研究过一个实例：一艘船触礁搁浅停靠孤岛，几百游客彼此多不相识，大家上岸寻食觅水求救，逐渐会有分歧—往岛屿深处去不去？走太远，来了其他船怎么办？不来船，食物怎么解决？有的人会选一条路，另一些人选另一条路。两种选择都会有一小批人形成核心，领导其他人。文明演化的关键偶然因素，就是精英阶层都是什么样的人。蠢如猪，那就往人性坏的一面前进；当然，精英未必是地位高者，未必是财富多者，但任何一个领域都有一个精英阶层，领袖是涌现出来的。
有的社会制度不容许一批能够为整个社群造福的精英涌现出来，由既得利益者把持。清朝末年的士大夫们，看到孙中山、梁启超之类是不赞成的，只想做一点改良。奥斯曼帝国垂亡之际，官僚们想的还是自己的官职和由之而来的优厚待遇，所以奥斯曼帝国才会日薄西山。任何群体、社会都有利益集团，为了其共同利益“官官相护”。一个群体或是文明的人群要发展，就要让新的领导、新一代精英可以涌现，社会公义能够得到保障和伸张。

应尊重利己之心
从哲学角度看，任何一种文明的理论或者社会制度，若不从人有“追求自己利益”这个基本点出发，就得不到准确的答案。
即便是植物，多数也喜光朝阳，在石头缝里钻动，逢墙上墙，遇树爬树。我倾向于相信每一个生物，都会朝着环境所许可的方向进化，对环境做出回应。汤因比只说文化、文明如此，在我看来一棵小草、一株藤萝都是如此。人作为最复杂的生物体，能够意识到求生，是绝对自然的本能。获利是求生的办法，所以才有贸易，在交换过程中就有了思想交流。所以，文明的发生和文明制度的模仿都是出于贸易。然而，自利一旦无限制的延展就会害人害己，所以遵循一定的规则、公德心等也是自利本能的一部分。
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都有点绝对化了，基督教文明、犹太教文明的出发点就是假定上帝所造之人并不完美，有恶的一面，基本上讲凡人都有利己的倾向，所以要设计法律、制度来约束这利己之欲，权力要制衡。然而，儒家以性善为起点，坏人是例外，这是中西文明非常大的差异。
人类文明的形成使得生物的多样性已经大大缩减了，大面积种麦、苹果，挤掉了千千万万种小生物的生存空间。大概一万年前到今天，不知有多少物种灭绝。所以，人类尚没有掌握整个自然循环的规律，科学家再厉害也没真正掌握，政治家更没掌握，瞎搞是不行的。人的生活方式、组织形式、语言也该各安其用，强制统一和同化，也会引致类似的效果。［本组文章由本刊编辑邓中华根据采访整理而成，经作者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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