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与国运兴衰|中欧商业评论

       税收在国运兴衰中的重要性，一直以来就被税收学界以外的研究者严重忽视。即便少数关注税收在国运兴衰中之重要影响问题的研究者，其思考与努力，也大多止于对税率高低、税负轻重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关系的认识。事实上，最应该关注的应是税制优劣与国家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问题。

税负轻重与治乱兴衰      

      古往今来以税负轻重论兴亡的智者不少，其中以孙武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正是孙武开辟了以税负轻重论国家存亡兴衰、判定敌方实力大小变化之先河。而且，他就是根据敌方境内征税税率的高低、老百姓税负的轻重，准确预言了六家世卿灭亡的先后顺序。赋税轻则百姓高兴，百姓高兴则上下能同心，上下同心国家就能兴旺繁荣；反之，如果赋税重则百姓不高兴，百姓不高兴则上下就不能同心，国家就不会兴旺繁荣。后来晋国的形势发展，正如孙武所料，范氏、中行氏先亡，实力最强的智氏也在韩、魏、赵三家联手打击下灭亡，最后三家分晋，成长为战国七雄。

       关于税负轻重与治乱兴衰的规律性，古今中外的税收发展史可予以佐证。可以说，一部中外税收发展史，就其同类政体基础的税制而言，其实就是一部官民之间关于税负轻重、税率高低的博弈史。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国运便越衰弱；税率越低、税负越轻，国运便越兴旺。以中国国运兴衰史而言，秦二世而亡，隋二世而亡，以至历朝历代的周期性兴衰更迭，无不与税负的轻重、税率的高低呈现一种基本合拍的规律性之正相关性。

       秦亡于重税无疑。据《汉书·食货志》称：“（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又据《七国考·秦食货》引《咸阳大事记》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再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在秦统一后的十几年间，就开始无限度地动用民力，横征暴敛，既建骊山墓，又修长城，还要百姓承担戍五岭等劳役，其结果，致使全国百姓“丁男披甲，丁女转输”，“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而且，因其法格外严酷，一人犯法，亲戚、邻居便会连坐；稍有不满，便会血腥镇压。据南朝梁时文学家任在《述异记》中记载，早在秦王政二十八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阿房阿房，亡始皇”这样的童谣。

       隋二世而亡，与前朝一样，初时赋役较轻，但不久便开始横征暴敛。史载，隋初，“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男子以二十二成丁。”但在隋炀帝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洛阳城，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由于“易使促迫，僵仆而死的十分之四，每月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同时开运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第三年五月就“发河北十余万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一通驰道”。而且，随后一直横征暴敛不止。而隋朝赋役之害，役制最甚。既超时延期，又课及妇女，再者徭役苛重。长城之役，“死者太半”；修船之役，“官吏督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得休息，自腰以下全都生蛆，死者十之三四”。同时，“每急徭卒赋，有所征求，长吏必先赋买之，然后宣下，乃贵卖与人，旦暮之日，价盈数倍，衰刻征敛，取办一时，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自卖为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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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4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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