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缺失的危机|中欧商业评论

最近20年来中国的理论兴趣在慢慢地消退。但是，一个民族在转折和腾飞的过程当中，如果丧失理论兴趣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经常问到这样一个课题—中国到今天为止，在国际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什么？主要来源是它的经济规模。但是在经济规模的高速发展的背后，这个过去曾经有过伟大传统的国家在今天向世界传达了什么样的文化消息？
到今天为止，没有一本中国学者的哲学著作在世界哲学界有影响力，国际哲学界如果读与中国哲学有关的书，至今读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
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巨大，发展速度如此迅捷，可是没有一个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基本模型是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本社会学的著作，没有一本人类学的著作，甚至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可以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的影响、传达中华民族的文化信息，这是我们在精神层面面临的问题。
2009年6月，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了本·麦肯特尔（Ben Macintyre）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危难时节我们可以借助于哪些人》，文章讲的是整个经济危机导致这么大的社会困难，哪些思想家是我们可以求助的？
排在第一位的是孔子。排在第二位的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德国学者阿伦特长期在美国工作，主要研究集权主义对人类历史造成的伤害和影响。排在第三位的是情景喜剧主人公辛普森（Simpson），辛普森是一个搞笑的人物，但是他经常有一些深刻的幽默，可以帮助人们去反思现状和生活。排在第四位的是伊壁鸠鲁（Epicurus），伊壁鸠鲁说：“无论世道有多少苦难，心境的平和是战胜危难的唯一的源泉。”
排在第五位的才是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但是麦肯特尔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凯恩斯讲的另外一句话：“假如实干家们不通过任何知识就发展他们的实业，那么他们一定是在用前面那一代知识家的遗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死人。”

“科学主义转向”与“公共性的缺失”

最近50年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存在一个“科学主义转向”，也就是说这些学问越来越依赖于一个数学模型的建立。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曾经贴了这么一段话：“并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能够以数量计，而且并不是所有能够以数量计的事情都是重要的。”他把这段话贴在墙壁上每天看一遍，以此警示自己不要落入一个数量化的陷阱中，而忘掉更深刻的问题。
我们所碰到的很多深刻的问题，如果综合起来加以反思的话，在这些纷纭复杂的重要问题的背后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叫做“公共性的缺失”。
 “9·11”事件发生以后，我在哈佛大学教工俱乐部碰到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教授，我问他，对“9·11”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没有发表一些讲话。他说，这个事情很惨痛，但是那不是我的专业，应该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来讲。亨廷顿教授是研究文化冲突的权威。
学科的边界甚至对罗尔斯这么优秀的学者都有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力。所以，公共性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知识分子要重新回到康德所说的“所谓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把人类的道义和责任承担在肩上的人们”。在某个学科有成就非常重要，可是人类进步的道义和责任你是否要承担？这些问题你还要不要关怀？所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成为研究的一个先决。
公共福祉、公共关怀，“公”字就是普遍能够接受的道义准则，这就是公正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的公正性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那它的公共性和正当性就会受到怀疑。再进一步说，公共性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如果一个政府的政策和它的行政举措完全丧失了公共性，政府存在的理由也就丧失了。所以，公共性的问题成为政治哲学、社会学包括NGO横向组织的共同诉求。
我们正面对一个公共性危机。因为市场主义、个人主义再加上效益主义、效用第一等思潮，基本上已经把这个社会的公共性解构了。公共结构、公共关怀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中无法体现，在个人主义当中找不到它的合法基础。
我们的公共性危机到底怎样产生的？什么样的理论结构使得这个公共性的危机一直存在而且不断地挑战我们的现代生活？

个人主义与公共性缺失

在古代，它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个君主贵族社会，很难发展出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性。但是，在古代社会当中发展出一种民间的公共性，就是以家庭、宗族、村社为基础的公共性。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终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催生了以社会的名义来形成国家，而不再以皇室来建构国家的制度。但是，以社会名义的公共性导致了灾难的一面，就是一种全民性的公共性，形成了一种在哲学和政治学上称为“普遍主义”的公共性，也就是说把公共性当做一个绝对的原则，任何跟这个公共性不能配合的东西都是不能容忍的。最终导致在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开始大规模地杀人，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统统被送到断头台上去。
在英国，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社会应当是由个人来构成的，而个人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他甚至通过道德情感来讨论个人支配财产的合法性。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那么自由交易的市场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果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法人，那么民主机制就不可能产生—因为民主机制是以独立法人的身份来进行投票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基点出来的。这个基点在公共性的对立面建立了一个领域，突出个性、突出个人的自由、突出个人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一个社会，这套社会结构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美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真正坐享高薪的人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美国的贫富差距。作为这种社会的结果，哈佛大学聘请了6位投资高手来掌管运营学校的基金，他们平均年薪是3600万美元，而哈佛员工的平均年薪是35000美元，比例是1：1000。哈佛工会组织了一部分人去游行抗议贫富悬殊，学校也认为确实存在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人一旦离开哈佛投身华尔街，他们的收入就会达到9 000万美元，他们在哈佛是做出“巨大牺牲”的。
实际上，这些情况在中国现在也有。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的财富，对于个人应当担任的公共责任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真正以关心公共福祉而组织的经济活动事实上非常难以开展。因此，公共福祉的问题就变为社会的横向组织所必须承担的问题，到危机的一定阶段的时候变成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罗尔斯三问

罗尔斯教授逝世的时候，哈佛哲学系给他开了一个追思会。他有一个学生在这个追思会上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后期的罗尔斯活得非常痛苦，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民主是一个可以保障公平的原则，美国白人跟黑人的种族矛盾为什么那么严重而不能消减？如果民主是一个真正可以体现公正的制度，那为什么美国的种族歧视不能消减，白人跟黑人的矛盾为什么那么大？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民主是一个体现平等的制度，美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那么大？假如民主能够体现平等，是一个平等理念的制度，富人跟穷人之间为什么距离越搞越大？哈佛校友就有1：1000的收入差距。
第三个问题，如果民主真的是一个普适价值，可以代表未来，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绝望？20世纪 60年代的美国校园非常动荡，而且60年代的音乐和艺术体现出来的那种狂躁和颓唐成为一个时代的风气。
罗尔斯思考了10年左右，最终写成了《正义论》（The Theory of Justice）。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了美国，是美国法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的必读书。这是一本真正重要的改变思想的著作，而他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公正，这是所谓公共性的核心的问题。在美国，有这样的教授在反省。
在个性膨胀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发现社会的公共性被解构了。所以，突出公共性要建立在一个限制个性的基础上。
美国也在行动，有朋友问我，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有没有可能成功？我说重要的不在于他成功不成功，重要的是他在通过医疗改革这件事情向美国传达一个意识形态的消息—美国不能再走个人主义那条路，美国现在要发展公共关怀。
医疗改革真正的意义在于向美国发出一个消息：美国的价值观念应当转向，应当调整。也许真正的改革还需要15～20年才能达到某些妥协，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的消息必须传达出去。

中国建设公共性的道路

西方也许走了一条非常别致的道路，这条别致的道路是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改革转型所采用的途径完全不同，因此它一开始就带出了一个对立的结构，注重公共性和注重个性。那么，中国社会的公共性如何建构？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写了《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严复翻译这本书，翻成《群己权界论》。
哈佛中国问题专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是研究严复的专家，他发现严复的翻译极不负责任，严复觉得不合适的就删掉了，上下文联系讲不通的地方干脆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符合自己思路的东西。
史华兹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进一步深入进去，为什么会这样？严复的英文极好，这绝非语言翻译上的错误。史华兹写了一本书，叫《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专门讨论严复的问题。他认为，严复后面有一套价值资源，这套价值资源在他翻译的过程当中在起作用。
中国在不同的起点之上，中国文化的源头就把个人与共同性当做一个互相发展的结构，而不是当做一个排斥性的结构。孔子首先强调的是“为人由己”，怎么做人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突出你自己，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任，然后是推己及人。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用很长时间研究中国人的“公”和“私”这个观念，中国的公到底在讲什么？中国的“私”到底在讲什么？他发现，在日本，“公”和“官”基本上是合一的，“官”事实上就是“公”。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当中，一直到今天，绝不把“官”当作“公”。因为“官”可能是“私”，“官”可能成为官僚特殊利益集团的表达，在“官”的背后还有更高的“公”存在。
实际情况不像我们讲的那样：中国只讲集体主义，完全不突出个人，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献中事实上是非常强调个人的。而且公共性的“公”是“私”的拓展。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事实上可以游离出西方个性和公共性完全对抗的矛盾，而重新走出一条有机地使个性和公性互相培养互相增长的道路，这条道路非常难，虽然有可能性，但是非常难。它后面需要的是制度的创新，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制度来匹配它，我们把政府当做公共意志的当然代表，那我们很有可能有伤害个性的问题，很有可能政府体现的公共性只是政府利益化的表现，而不能真正覆盖有机公共性。
我们需要有一套创新的制度，这套制度使得政府能够代表一个有机公共性，这个有机公共性是通过大量社会横向组织与政府的相互合作和相互监督，而不是把所有的社会空间封闭掉，所以横向组织被取消了，政府就成为唯一意志。
另外一面，就是观念和价值的创新，所谓有机的公共性后面包含了一整套深刻的价值要素，如果这套价值要素不能发展，有机的公共性就是一座空中楼阁。
［本文是黄万盛教授2009年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学术沙龙的演讲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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