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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模式到天下模式|中欧商业评论

    Author:[email protected] Date:

    中国亟需完成从强调威权的中国模式,向包含普世价值的天下模式的过渡。

    文 / 冯兴元

    冯兴元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地方政府竞争》、《立宪的意涵——欧洲宪法研究》等。


    德国:竞争秩序的奇迹

    艾哈德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对自由市场的信心,说服了占区管理者放开管制,在短暂的价格波动之后,德国经济走上正轨。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德国在二战后一度千疮百孔,但很快就奇迹般地重新崛起,在这一过程中,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您能否为读者重新梳理一下这段历史并谈谈竞争秩序对一国福祉的意义?
    冯兴元
    :二战结束以后,德国由盟军分区占领,最初德国占领军委员会并不想发展经济,规定德国的经济不能超过战争爆发前1937年的水平。后来随着冷战思维的形成,西方国家才决定发展德国经济,以实现与苏联的对抗。然而,在经历了惨烈的战争后,保守估计清理完毕战争废墟就需要数十年的时间,经济的恢复又谈何容易。
    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主流也是社会主义。难能可贵的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以弗莱堡大学为核心的一批学者一直坚持自由竞争的理论取向,形成了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即弗莱堡学派。以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思想和其他秩序自由主义思想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思想来源,为实现经济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肯认为,国家应该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包括构成和调节两类原则。其中竞争秩序的构成原则包括: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开放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的自由)、私人产权、契约自由、承担责任(即个人对其承诺和行动负责)以及经济政策前后一致。调节原则包括:垄断控制、社会政策、过程稳定政策等。构成原则优先于调节原则,国家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的秩序政策优先于国家干预经济过程的过程政策。
    在当时的德国,英占区倾向于国有化经济,美占区实行配给制,苏占区大搞计划经济。弗赖堡学派的艾哈德教授担任美英占区经济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尽管身为战败方,在未获得美国统帅许可的情况下,艾哈德凭借非凡的勇气和对自由市场的信心,毅然取消了价格管制和配给制。他说服了占区管理者放开管制,在短暂的价格波动之后,德国经济走上正轨,开始了复苏之路。
    回顾德国战后复苏的道路,与艾哈德(后来成为德国战后首任经济部长)所坚持的秩序自由主义的发展原则密不可分。德国有两个宪政,魏玛宪政和波恩宪政。魏玛宪政很快就被希特勒取代,而波恩宪政能够很好地生存下来,这既得益于美国的设计,也与后期德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只有依托一个健康的社会市场经济,民主宪政才能有更好的保障。

    繁荣来自破除垄断

    无论是政治家、官员还是选民、利益团体,都是效用最大化者,所以要有约束。        

    CBR:竞争秩序是很多自由主义学派的核心理论,这些思想资源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有哪些指导意义?
    冯兴元:
    艾哈德是一个秩序自由主义者,他最有名的书《来自竞争的繁荣》,就是讲繁荣来自竞争秩序和反垄断。有关垄断,奥地利学派的看法也很明确,哈耶克把它区分为划地为牢式的垄断(即政府强加的垄断)和基于更大效力的垄断(即市场竞争形成的经济垄断)。后者的垄断是不可能持续的,只要市场是开放的,准入自由,最终会被颠覆性创新所取代,正如诺基亚等跨国公司一度达到了相当大的市场规模,也会在竞争中失势。而行政垄断是必须废除的,它是对竞争秩序的公然违背。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也从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等方面研究了垄断的利益分配方式和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要性。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发达经济体都对行政垄断进行严格控制,极少数国有企业也通过职能的列举框定了经营的范围,基本上杜绝了与民争利和破坏竞争秩序的现象。对少数市场竞争所形成的超大型企业,也通过反垄断法限制了它的定价能力。这是保持经济体中竞争活力的关键,也使得更大范围的创新成为可能。
    反观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形成政府统御的发展模式。国有垄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消耗并占有大量的资源却未取得相应的效率。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年发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2001年至2009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累计获得账面利润总额为58462亿元,扣除政府补贴和少付未付成本后,真实利润为-16452亿元。国有企业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行政垄断,典型的有中石油和中石化。由于对这些企业产品与服务的需求缺乏弹性,它们的税收负担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的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换句话说,它们所谓的“税收贡献”其实来自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不公平的竞争环境还会导致资源配置流向非价值创造的领域,例如一部分民企选择了服务于垄断企业需求的业务模式。
    这些弊端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已经凸显,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和低效率、低创新。今年的世界自由报告也反映出中国的整体经济自由度是下降的。

    ……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35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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