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道德的对话|中欧商业评论

罗卫东
浙江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
著有《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是商学院中经常推荐的流行作品，作为研究亚当·斯密的专家，你怎样看待斯密关于市场经济所产生道德后果的论述？
罗卫东：从市场经济本身是否具有道德性的角度讨论，很多人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的新左派、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一直持批判态度。但另一部分人，特别是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的相对右翼的知识分子，是持欢迎态度的。他们认为你可以不喜欢商业，但它确实是进步的源泉。私利人人都喜欢，也都摆脱不了，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机理能够把私利转换成一种社会福利，离开商业手段，你找不到别的方法。因为政府不能被人信任，个人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被信任，唯有通过一种更好的经济机制来完成个人私利到公共利益的转型。从这一点来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市场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特别是从学理上讲清楚“看不见的手”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不论人们是否喜欢市场机制，在如何把分散知识利用好、把私利转化成公共利益方面，非市场的手段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然而，企业家与消费者在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需要体现出起码的德性，否则市场社会本身就不能存在。如果整个社会不是基于人和人之间相互信任，市场马上就会停止，进而人人自危、人人自卫。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靠欲望的扩张来推动的，欲望是资本主义的命根子，因此它带给人类的后果是非常复杂的。企业家本身也是消费者，早期清教徒式的自我拯救伦理已不再成为他们经营的巨大动力，而要靠物质的贪欲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来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因此，企业家群体对欲望的处理将体现出经济的基本形态。他们处理欲望的方式和人类道德、合作方面的基本要求是不是相符，这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课题。
这一整套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就已经出现。休谟、亚当·斯密、福克森是整个英国当时新兴的工商业阶级代言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欲望，企业家根本就没有动力去投资；但如果被欲望控制，社会的德性就会成问题，这就是巨大的两难考验。休谟和福克森认为不用担心，商业社会有自己的逻辑会解决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尽管也支持工商业阶层，但他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对于人类道德的自我修复能力，以及商业机制内生的道德部分，他的心里是没底的，因此在两部作品中反复处理这个主题。亚当·斯密认为，没有企业家和市场分工就不可能有一个国家和人民的富裕，但同时，企业和市场的道德败坏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德性败坏，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把企业家正向的作用和道德方面的问题协调起来。

财富与道德的逆转

CBR：那么，斯密关于财富与道德的解答究竟是怎样的？
罗卫东：斯密认为，人们往往对他人的快乐和愉悦立刻产生同情感，不需要强制；而对于别人的不幸，虽然能够产生同情，但这是克制和思考的结果。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对他人的幸福快乐情绪产生的共鸣要甚于对他人的不幸和悲伤情绪的共鸣。这种同情心的不对称正是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层的基本动因。
人们追求财富不是为了谋生，而在于被他人注目和称赞的愿望，竞争的持续不竭的动力是虚荣而非舒适与快乐。换句话说，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美或带给人的快乐支撑着虚荣，而是社会的赞同和羡慕支撑着虚荣。在相对中下层的社会中，财富与德性是比较容易统一的，一是由于这些人无力抗拒和超越法制，二是他们的成功依赖于相同地位的人的合作与忠告，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而上层社会中，通向财富之路与通向德性之路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通向成功之路正是以德性的毁坏作为前提的。古往今来，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背弃德性的人不计其数。斯密早年倾向于认为只要商业活动能够自由展开，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会随之改善。但英国商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商人阶级随着财富扩大而表现出的日益张狂和道德败坏，使他越来越形成了“财富与德性的关系会发生逆转”的判断。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证实了斯密200多年前的判断。2008年鲍尔斯在《科学》上的一篇文章集成性地讨论了这个问题，通过对人进行实验来测定货币、金钱刺激对于人的脑神经反应模式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商人对钱的脑反应区域是弥漫的，他几乎把钱看成一切，也就是任何事情对他而言都是货币。但对于一个没有经过商业社会的人来讲，他对钱的反应是局部的，钱只是一个工具。商人的弥漫式反应意味着他的整个核心价值、世界观是钱，致使脑部区域都发生了改变。可见货币激励损害了人类的道德情感，过于货币化的一种思维方式侵袭了健康的神经元，把任何本来不应该货币方式处理的信息都转化成货币处理了，造成人的认知障碍。
社会上有的富人就可怜在这个地方，他的思维完全被货币控制住了，把生活中更多可贵的部分看得一钱不值，幸福感大大下降。当一个人认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来的时候，他的道德评价也将进入严重的被动状态，形成人生观的巨大危机。这是商人阶层经常会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那种从中小商业阶层转型到巨富过程中的商人，只有少数人才能超越。

德性的品质

CBR：由于对社会道德境况的不满意，人们会寻找各种文化资源来提升修养。在斯密关于德性品质的论述中，有哪些可供当代人借鉴？
罗卫东：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够遵循完全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就堪称是具有完美德性的人。谨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健康、财产、地位和名誉置于任何危险之中，这是认真对待风险的一种品质。
但斯密并未将这种面向个人利益的谨慎品性当作美德，而仅仅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可爱的、适宜的品质。他认为，谨慎的品行与某种更加伟大和高尚的目的相结合，才会形成更加动人的美德。这种高级的谨慎，是聪明的头脑和完美的心灵的结合。但斯密没有举出一位伟大的商人或企业家来证明，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存在高级的谨慎。事实上，在商业社会的发展初期还不存在这样的范例。但随后的历史证明，的确存在这样的企业家，商人卢作孚抗战期间以其非凡的专业智慧挽救民族危亡就是例证。当代社会随着企业家掌握资源的进一步扩大，将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更多人的命运，培养谨慎的美德至关重要。
仁慈和正义都是有利于增进他人幸福的德性品质，斯密的独到之处在于论证了两者的价值排序。斯密认为，仁慈之德不过是建筑上的装饰，正义之德才是社会这座伟大建筑的基石。在正义尚未真正确立的社会中，谈论仁慈是奢侈的和不切实际的。就像一个人在尚未正确表达含义的情况下，玩弄文采是没有意义的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发自内心的大量企业家慈善活动也抵不上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制度。
仅仅熟悉谨慎、正义和仁慈的行为准则，不能保证他一定能成为有完美德性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激情的影响。导致背离德性准则的激情有两类，一类短期无法克制的恐惧、愤怒或狂喜；另一类是虽能暂时抑制却无法长期克制的激情，如舒适、快乐和赞扬。所以，当没有强大的诱惑使人们偏离行为准则时，自制比较容易；但当身处艰难仍冷静谨慎、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也不违正义时，这种自制堪称最崇高、最智慧、最美的德性。在商业与政治的环境中，人们通常会经历来自两方面的道德考验，能够在日常思考和经验中理解亚当·斯密关于德性品质的作用机理，对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会有所帮助。

找到自身的价值之源

CBR：中国的现实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制度的缺陷留下了很多寻租的空间和原罪，另一方面企业家自己的道德追求可能也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一种体现德性追求的企业家伦理环境？
罗卫东：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企业家是打引号的，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企业，都不具有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然而人都不可能生来就在一个制度很完善的地方经商，错误一定是难免的。甚至算不上是一个错误，只是历史的必然，西方社会的资本原始积累也经历了这个过程。在制度有问题的前提下，只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公平的，理应有一个赦免的伦理机制。问题在于你必须正视它，诚实是最重要的策略，也是很大的道德贡献。作为个人，你如何正视按照现在的道德标准并不光彩的历史，并且试图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才是真正的道德建设的开始。相对那些粉饰成功的传记，哪怕是一种真实的经验分享也会成为企业家自我德性的完善。
其次，不要仅从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还要从企业家生命意义的角度去讨论。无论是富一代、富二代，都面临一个生命虚无和价值崩溃的考验。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无论怎样花天酒地都不会幸福。道德建设绝不仅仅是要人为社会做贡献，而是要人认清自己的局限和真正的利益，并知道这是关乎幸福的问题。斯密的理论特征是从来不关注利他主义的大道理，而是在个人情境中找到一种整体性意义的自觉，同时让他们的家庭和员工也能够感受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就会发生一个系统的提升和塑形，这样不仅个人的利益有了保障，整个社会也会受益。
当然，唤起一个阶层的本性和自觉，教育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教育不是说教。西方的悲剧就是特别重要的教化手段，让人突然感觉到自己有限的行动和抗拒命运悲剧性之间的关系。对现代人来说，有更多文化上的爱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哪怕只是去读一些经书，不论看起来多么附庸风雅，也能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影响。
商学院也应该发挥适当的作用。现行的培养模式有点食洋不化，宪政民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更注重金融、财务方面管理技能的培养。然而，中国转型社会的阶段性特点和特殊任务，企业家依然不容回避。产业革命以后，西方社会大量的收入变革其实是工商阶级推动完成的，企业家在包括各种法案的出台，宏观经济调控中税收、利率、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等方面，都影响着国家总体的设计思路。目前中国企业家学习的东西还比较片面，从二手、三手的、完全不能了解西方深层文化结构的译著中去学习策略，是很糟糕的事情。企业家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队伍，形成一个阶层应该有的声音和人格，甚至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也只能就事论事，缺乏作为一个阶层的使命感和历史感。商学院一定要加强这个方面的教育，因为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层面。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卸责，是目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一见形势不好就走人尽管是正常行为，但对处在一个背负14亿人口的转型国家来讲，企业家还是需要有道德上的担当。因为政治经济改革最根本的推动力量有两种，一是关于某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道德判断，即核心价值观；二是执政阶层关于现实利益的考验，企业家起码占了一端，作为税收的主要贡献者对政府构成了较大约束，如果说能够用好这种约束，对推进整个制度变迁的力量比观念的影响力还要大，这也是亚当·斯密所讲的道德精神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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