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算民主开始|中欧商业评论

李炜光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财政是个大问题

财政问题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统治者往往忽略了它，需要钱的时候，把它看成自己掌握的一个工具。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近一年来罕见流行的学术读物，政治高层的推荐旨在引导官员从法国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教训以加速改革的进程，您能否从一个财政学专家的视角谈一谈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李炜光：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正值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比起路易十四“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高度专制和路易十五“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荒淫无度，路易十六是个相对温和的君主。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国王面对的主要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还拿出一笔钱去支援了美国革命。但当时法国经济并不是处在崩溃的边缘，恰恰相反，法国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不错的。
通常认为法国革命的标志是巴士底狱被攻占，其实那并不是什么大事，甚至根本没有引起国王的注意。路易十六当天的日记写着“14日，星期二，无事”。真正导致社会发生动乱的事件，是几天后数十所税务所被点燃了，巴黎市腾起了十几柱狼烟。这说明当时财政问题才是困扰法国最大的问题。一直以来，统治者把财政当成一个技术化的问题去解决，尽管频繁更换财政部长，却始终没有把财政当成涉及政治的大事去看待。比如三个等级的税负的公平性的问题，民众当时税负轻重的问题，官员和贵族的免税问题，更何况还有皇宫奢侈生活的浪费问题等，这一切都成了摧毁当时政权的原因。
路易十六没有及时对财政体制进行根本上的改变，这可能要通过议会，像英国那样，国王交出一部分权力由议会去掌管，特别是征税这样的权力。英国在《大宪章》签订以后，经过几百年已经完成了这个权力的移交。在社会变革的时候，反映出来的经常是财政问题，改革最有效的方式也是反映在预算或者是制税权的配置上。所以财政问题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统治者往往忽略了它，需要钱的时候，把它看成一个工具。
此外，在法国大革命前有一段思想启蒙运动，我们熟知的卢梭、伏尔泰等一大批的学者都在传播启蒙思想——如公民有义务的同时还有权利。彼时的法国人还很难意识到自己还有权利，当一个社会从下往上开始发生这种思想变化的时候，社会转型其实就即将到来了。我不认为纯粹的顶层设计，或者是单纯从上至下的改革就真能成功。如果没有社会启蒙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苏醒，真正的社会变革是不会来的。法国大革命恰恰就是如此，人们突然权利意识觉醒，但制度还是旧制度，社会就必然要发生某种碰撞，新的东西和旧的东西激烈的碰撞，又不可能出现主动的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不能满足人们对权利的渴望和追求，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法国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主要启示就是，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最主要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同时，在社会启蒙带来的欲望膨胀和不满情绪与理性化的改革思维角力的关键时段，更需要执政者敏锐地把握改革时机，以免发生更大的社会灾难。

历史的“铜墙铁壁”

机构和人员恶性膨胀的问题会成为一座“铜墙铁壁”，使得任何改革在它面前无功而返。                                                       

CBR：反观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你的研究认为改朝换代与财政危机关系密切，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为何不能发展出具有共和精神的财政制度？

……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3年1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转载本站文章《从预算民主开始|中欧商业评论》,
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oulujun.cn/html/res/business/CEIBS-cultural/7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