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到五四—革命的三个版本|中欧商业评论

从辛亥到五四—革命的三个版本

从北京猿人到今天，我们的服装变了，物质装备变了，但服装里面的基本人性没有大变。人性是不可改造的，人性只能因势利导。

过去100年，中国的历史充满曲折迂回。如何看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是成功还是失败？辛亥革命和此后100年中国走过的曲折道路是怎样的关系？辛亥革命的遗产到五四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扭曲？这些都是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整个民族必须思考的问题。

ABC三条线的历史

我的历史观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89年苏东崩溃，整整200年是一个非常整齐、干净利落的历史单元。200年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竞赛，A线是英国、美国；B线是法国、俄国。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德国和日本，它们是作为一条副线缠绕其间的，最后被AB联合起来击败。击败之后，这两个国家获得跨越式的发展，被A线吸收，对B线的落败产生了重要影响。

A、B线的竞争分上下两场回合。上半场是A线的英国、B线的法国“上场踢”，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一百多年，最后英国胜出，建立了世界的日不落殖民帝国。下半场的时间，历史发展节奏在加快。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打回欧洲，拯救了欧洲的文明。1945年之后，美苏迅速分道扬镳，从北海到地中海拉起了一道铁幕。冷战持续了50年后，终于在1989年因柏林墙的倒掉而尘埃落定。所以我的历史观是：200年的世界，ABC三条线竞争，上、下两个半场。

这200年的中国历史是“之字形”：一点、一横、一撇、一捺。一点，就是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见乾隆，谈来谈去就是八个字；200年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浓缩之后也就是那八个字：“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历史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好像这个“之字形”是白走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从马戛尔尼访华到鸦片战争的47年归于黑暗，沉默。“之字形”一横，起点是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是英国人来敲门，商业语言打不开，炮舰语言打开了中国大门。

辛亥革命是“之字形”“横”的最后一段，在这里历史走向高潮。中国以英美为师，在政治上往前跳，不是学英国君主立宪，而要学美国行共和体制，彻底取消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我个人的观点是，辛亥革命是中国1840年以来，以英美为师的最大成就，它成功地缔造了中华民国。

但辛亥革命坚持以英美为师的发展方向在大陆地区发生了剧变，后来转向以俄为师。这个剧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从辛亥到五四，尤其是五四那年发生的。

以俄为师

从辛亥到五四，为五四运动作准备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为“以俄为师”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1915年到1916年，以《新青年》杂志从上海迁到北京逐渐激进化为标志，《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文化突进狂飙运动。

当时的思想领袖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为什么失败？因为千百万老百姓没有跟上来，他们思想愚昧。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头脑改造过来，再多的变法都会失败，这是最早提出的文化决定论。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刷新人民的头脑，树立新的民族灵魂，他的著名学说叫“新民说”。

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遮蔽了从制度探索成败原因的路径，而泛化为人人有份的文化决定论。胡适回国又往前推了一步。胡适在回国的船上闻听张勋复辟，认为中国人虽然在辛亥革命后掉了辫子，头脑里面的辫子却没有剪掉。他下决心回国20年不谈政治、不谈制度问题，只用文艺刷新人的灵魂，塑造新的国民性。《新青年》里面，写小说写得最耸动人心的就是鲁迅。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发表成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继承了从梁启超到胡适过来的文化决定论，提出要改造国民性。

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认为，辛亥革命取得的政治成就是可有可无的，关键是要把政治成果扩大为人心深处的革命。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也许只是文化思潮，不会扭转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五四运动格外激烈的原因是山东问题。日本在一战期间占领了山东，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人显然无法接受战胜后仍然被割地的命运。因此，巴黎和会中，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消息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迫使日本把吃到一半的山东吐还给中华民国。在此期间正好发生了十月革命。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推翻清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个“炮响”当然是要压得住枪响的。最早送来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列宁、斯大林相继发布的对华外交宣言，宣布沙俄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实际上，俄国欠下大量外债，宣布全部废除条约的同时也废除了欠世界各国的债务，得大于失，不过最后引来了十四国干预。俄国不断派特使到印度、印尼、中国，希望在资本主义的大后方爆发革命。在中国，一开始他们选择了张作霖和吴佩孚，先后失败。最后，俄国人找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被边缘化。1913年初宋教仁遇刺之后，黄兴等人支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孙中山则主张“二次革命”，遭到全国舆论的反对，以失败告终。1913年，孙中山开始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把秘密结社等组建原则全部搬进党内，比如党员个人要向元首按手印效忠，如果背叛元首甘受纪律制裁等。这种思路在同盟会中只得到一小部分人的支持，却与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吻合。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可以全方位地拥抱俄国，从军事学校到建党路线，此前两个人已经是不期而遇地发生了重叠。

随后中华革命党重返广州，赶走地方军阀，孙中山扶植自己的部下陈炯明统一了广东。陈炯明希望用一省之财力把广东建成模范省，并希望辛亥革命以后联省自治，像美国各州制定州宪法一样，湖南和浙江也制定了省宪法。他希望这样一步步地搭起来，最后建设一个中央政府。孙中山则坚持先武力统一全中国，最后兵戎相见，炮轰总统府。

孙中山在广州无法立足，就在上海香山路关起门来写《建国大纲》，只有三四个党员追随他。俄国人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候来敲门，“给你卢布，给你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帮你组建一支有宗教信仰、有意识形态武装的新型军队”。由俄国人出钱办军校，从训练新型军官开始建立新型军队，这就是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开始，中国第一次有了一支有精神信仰的军队，也就是党的军队。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主席台上就座的，多一半是俄国人，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党纲全是俄国人起草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南方统一了北方，整个中国完成了以英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的转折。这个转折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什么呢？

小革命和大革命

革命不可不搞，不可搞大。ABC三条线中，德日C线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不革命，拒绝对中世纪遗留的君主专制的上层建筑进行现代民主的革命改造。德国拖着帝制、日本拖着天皇制进入了20世纪。

恩格斯说过，在他的祖国德意志，“普鲁士的马厩如果不彻底清扫，将来迟早有一天要靠外部力量来解决”，不幸而言中。盟军占领两国之后，在盟军司令部里制定了和平宪法，用刺刀迫使它们接受。

A线和B线都搞过革命。但A线是小革命，可以称之为1.0版本的革命，甚至参与这个革命的元勋，在革命一结束就马上收敛革命的激情，让革命尽快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小革命“小”在哪里—只有政治革命，没有社会革命，更没有3.0版本的文化革命。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第二年通过的《宽容法》和《权利法案》，明确规定国会、国王不得制定干预臣民精神信仰的法律，精神世界由公民自己决定。美国1787年宪法也是如此，宪法第一修订案就规定，国会不得立法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

而法国、俄国则是大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甚至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俄国则把前一次革命中和平交出政权、已经废除掉的国王一家用卡宾枪扫射杀死。在政治革命中，俄国人比法国人更加极端了。

革命的2.0版本是社会革命，不是杀国王就是杀资本家、杀地主、杀富农，把社会层面的财产关系进行急风暴雨的改造和转移。革命的2.0版本还刹不住车。革命者很快发现，农民昨天斗地主还很起劲，土地分到手就想自己发财致富，自己做地主。可见，问题不在分土地，而在于头脑的改造—与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革命的3.0版本。

A线和B线的差别不在于革命或不革命，而在于一个是小革命，一个是大革命；一个是只搞政治革命，一个不仅搞政治革命，还要搞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要改造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人是不能改造的。从北京猿人到今天，我们的服装变了，物质装备变了，但基本人性没有大变。人性只能因势利导。

历史的清醒者

在辛亥革命期间，黄兴是清醒的。1912年，黄兴在湖南对家乡的人说：“我们搞革命，只是革除腐恶的旧政府，不是把革命延及到社会领域。谁把革命延及到社会领域，谁就要祸害中华。”

五四运动中的清醒者是梁漱溟。军警抓了火烧赵家楼的学生，全国知识分子都声援他们，认为他们是爱国青年，应该尽快释放。只有梁漱溟一个人提出：第一，应该对这批人提起公诉，不公诉不足以维持法纪尊严，因为学生打砸烧三样俱全，触动了刑律。第二，公诉之后当庭特赦，不特赦不足以爱护他们的爱国热情，两面都要兼顾。

但是，从胡适到鲁迅等人都是站在学生这边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梁漱溟的预见性。五四运动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这部分学生，大部分在历史上的结局都不光彩。在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北大激进学生梅思平，在日占时期公然和日本合作，做了大汉奸。被他们痛打的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则拒绝威胁利诱，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

大革命时代的清醒者是清华导师王国维。王国维在1927年6月4日投昆明湖自尽。对他的自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后来的一些新资料让人们打开了视野。王国维当时给朋友们写信说，20世纪中国必然是以“宪政从共和始，至共产终”。1926年北伐军打到湖南，国民党部把湖南著名的国学大师叶德辉私刑处死，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留下的遗书是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里说到“再辱”，就还有“初辱”。一般认为“初辱”是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冯玉祥片面废除了《优待条例》。“义无再辱”就是北伐军要武力统一中国，南方的苏俄文化要统一中国，在湖南杀了叶德辉，王国维不接受，民主要跳悬崖，我先跳。

五四的另一面

从五四运动开始，北京大学出现了一股风气。这批激进的学生一有事就闹事，闹风潮。

到1922年的北大讲义费风潮，已经有北大学生和蔡元培剑拔弩张，几近动武。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抗日，蒋介石请蔡元培出来劝学生，结果竟然是北大学生痛殴北大老校长。当时媒体的报道称：“蔡年事已高，右臂为学生所强执，推行半里，头部亦受击颇重”。1945年前后，北大甚至有一些职业学生在校七八年不毕业，专门鼓动左翼风潮。

大革命的遗教和毛泽东的关系是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共产党内的同事相比，多了一层底色：他是五四青年。其他人进入革命的时候，接受的是洋化教育，或者在莫斯科留学接受党化的教育。毛泽东不是，他此前多次以湖南第一师范中专生的名义、激进的学生名义进入北京。五四给他的遗教是什么？只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社会革命。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执行了五四的遗嘱。有了五四，就难以避免1966年开始的十年浩劫。十年浩劫实际上是五四另一面的落地实践。知识界只控诉“文革”是不够的，应该反思“文革”十年浩劫和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文为朱学勤先生6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演讲精简版，经本人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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