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国运|中欧商业评论

国学与国运

有快速增长的财富、有无须担忧的国家安全、有日益增长的自由空间，按照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这个民族不会缺乏幸福感。但是，中国现在就缺乏幸福感。这是为什么？

我们来谈谈国学与国运。从我个人来讲，对中国现状和未来命运的基本判断是极度悲观的，而且接近绝望。我悲观到了只能笑的地步。因为我想，哭的人还是乐观的，因为哭完以后明天会更好，我天天笑，只能迎来一天比一天坏。

为什么如此悲观？因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面临非常根本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恐怕很难解决。在逻辑和本质性的层面，我们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

这几年在中国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有些事情已经奇怪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不久前在上海，一位从日本回来的男孩子连续捅了他母亲9刀，这个母亲居然还说我家儿子是懂事的，这个事情在人类史上也不会多见。

最奇怪的事情是国学复兴。我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个“复兴”非常可疑，且来历不明。我们从小唱儿歌打倒孔老二，到30年后的今天孔夫子再度成为圣人。30年在历史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为什么能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发生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处？这就极其可怕了，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比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更可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先不讨论概念，也不讨论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问题太抽象或者太复杂了。我想思考的是，国学为什么最近三五年会在中国大陆地区如此盛行？那些30多年前被批判、被彻底地践踏在脚底下的东西，为什么到今天会翻身起来？

民族老年症

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已经有了老年人的症状。老年人有两大特点：眼前的事情记不住，50年前的事情比谁都清楚；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乱睡。中国历史有时候看不清楚，主要是我们对当下历史、对100年来的中国历史看不清楚。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中国这100来年历史的缩影和反思。

从1979年到现在短短30年，中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但如果有人问，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很少有人能讲清楚。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文化能够在短短的30年里，物质财富增长如此之快。今天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还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且，过去3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和平的年代，中国200年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超过30年不打仗的。

有快速增长的财富、有无须担忧的国家安全、有日益增长的自由空间，按照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这个民族不可能不幸福，它不会缺乏幸福感。但是中国现在就缺乏幸福感。我们的时代同时具备了财富、安全和自由这人类历史的三大要素，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具备这三大要素的时代还不太多，可是我们这个民族突然发现没幸福感了。

“全民不高兴”

现在中国没有谁是高兴的，这个事情很奇怪，我把它叫做“全民不高兴”。中国经常发生一些和人类经验不相符的事情，比如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类肯定是一部分人高兴，一部分人不高兴，可是中国今天真是谁都不高兴了。

这个问题是我的朋友任志强提出来的。我对任志强说：“任总，你身上反映出了中国最怪的事情，你造的房子销售那么好，你应该高兴；我是买房子，应该不高兴，怎么你也不高兴？”

后来我就发现谁都不高兴，医院里的医生不高兴，公安局的警察不高兴，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不高兴。你到一个政府部门，一般干部不高兴，领导也不高兴，大家别以为领导高兴；你到一个企业里面去看员工不高兴，像富士康一下跳十几个，大家以为郭台铭不想跳吗？他也想跳，只不过旁边拉着的人太多。

我们整个社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可能出现了极严峻的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经济学理论解决不了。

3年前，我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西游记》之后，就有地方领导打电话给我，说他那里是孙悟空的老家，要请我去演讲。我说我比较喜欢猪八戒，我还是先去猪八戒的老家吧。

去年还发生一件怪事，中国有四个地方政府争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家乡。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名人故里带来的是旅游和GDP增长，哪管什么善恶美丑？

30年来，中国走了一条非常奇特的路，不能说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但可以说我们把手段和目的搞错了。我们把经济增长、创造财富作为整个社会的目标，而实际上创造财富只是让人民“高兴”、获得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我们把压抑很久的对物质财富的拥有、追逐的欲望一下子释放出来，赋予它道德的正当性、政治上的正确性，过去30年中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财富浇灌幸福的花朵

从任何逻辑任何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只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政府以发展经济积累财富来证明并获得合法性，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政府的功能不仅限于此，政府更是一个转换器，把巨大的物质财富转换成一个终极的兑换品，而这个兑换品就是人民的幸福。我们古代人讲视金钱如粪土，这个粪土是用来干嘛的呢？用来培育人生幸福之花，粪土越肥幸福之花越娇艳，这就是粪土的价值。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问那些搞经济学的朋友，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国有企业怎么能那么盈利？一些地方政府怎么能那么赚钱？

谈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请问李世民时代的GDP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这个谁都不知道。我们之所以认为那个时代非常辉煌，因为有强大的国力，而他们把国力转换为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

国家命运真的不是由经济问题而是由文明程度决定的。幸福感与GDP、与财富没有必然关系。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不丹，不丹的人均GDP世界倒数第一，世界上快乐指数最高的国家是瓦努阿图，它的GDP总量是世界倒数第一。

幸福感和什么有关系？和文明有关系，和你生活的社会和环境有关系。你生活的环境越文明、政治越文明、交通越文明，你的幸福感就越强。经济应该抚育文化和文明，我们忘了把经济成果转化为文明成果。中国人现在这种道德状况和文明状况，国学和国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中国经济依然将带着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和预测的问题飞速前进。整个民族还是沉浸在物质财富增长的狂欢当中，我们觉得很安全，历史说“落后就会挨打”。中国今天不贫穷不落后了，怎么会挨打？

问题是，这句话对吗？1840年的中国贫穷吗？1840 年的中国GDP总量还是世界第一第二，贫穷吗？如果中国贫穷，怎么有那么多银子去买鸦片呢？穷谁打你呢？穷是不值得打的。你在马路上看到三个要饭的，你打他们吗？他们揍你还差不多。贫穷没人会打，但富而不强有人打，中国今天就是标准的富而不强。

信仰创造文明

从1919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都是以牺牲传统文化、摧残传统文化、贬低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现代化模式，把传统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包袱。中国第一批现代思想家把传统和现代截然两分，认为传统就是腐朽的就是坏的，只要现代就是好的。

大家知道鲁迅先生读中国古书，读出来只有两个字：“吃人”。到了后来，中国所有政治运动都是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始、摧残传统文化结束，无一例外。当年跟彭德怀吵架，结果要评《海瑞罢官》，批判彭德怀和海瑞有什么关系？批胡适和《红楼梦》有什么关系？批林彪，你批孔老二干嘛？批周恩来又要批周公，周恩来和周公有什么关系？

传统和现代的断裂，导致整个民族精神谱系的崩溃，因此才会发生30年前踩在脚下的“孔老二”翻身成圣人。不是说孔子不是圣人，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我们用来判断当下事物的价值观、价值体系被摧毁和扭曲了。

中华民族一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不能说中国没有神圣信仰的东西。汉族人最神圣的信仰是什么？是孝道。现在还有人认为，一个人再坏，他只要孝，也有人帮他说话。今天中国孝道的现状是什么？我请助手到网上搜一些孝道的反例，结果他打印了一寸厚纸：最最不孝的案例是弑母、孙子杀奶奶。不孝子孙每一个朝代都会有，但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拥有巨大的物质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曾经问一群中国问题专家：你们当中有谁相信中国威胁论？我请他们写下来。我以为他们会讨论中国的快速发展、军备扩张、政治问题，等等，但没想到五六张纸条上没有一个谈这些问题，谈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信仰。他们认为中国快速富裕起来，那么大的民族居然没有信仰。他们说我们知道中国人能做到什么，但是不知道中国人不能做什么或者不会去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你们到哪里会停下脚步。

当一个民族向世界证明自己也确信自己能够做到很多事情以后，决定你是否强大的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我想，国学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弥合传统和现代的断裂，树立一种判断当下事物的价值谱系，更多地给跟我们界定那些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本文是钱文忠教授4月18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作同名演讲的删节稿，由本刊整理编辑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