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新挑战|中欧商业评论

『中国模式』的新挑战

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模式』循环结构。然而，它正在面临新的挑战。

关于“中国模式（China model，或称中国模型）”的讨论正在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我们研究中国模型，就是系统研究中国迄今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动力过程。中国持续高速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上，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块是如何通过自身或通过相互作用，推动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

在战略最高层，政治、经济和社会不是平行单线发展的，也不是机械加总的，而是有机、有战略性的逻辑联系。因此，我试着把这个战略框架（或综合发展模型）表示为如下页的一个循环过程（图1）。

在宏观上，中国模型是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和谐，社会和谐巩固政治稳定。当然，这个模型也有它自身的缺陷，但相对于并列的、单向性的模型，它更实际一些，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发展和战略。

政治解决权力问题，经济解决效率问题，社会解决和谐问题，制度解决规范问题。与此相应，在操作上，我们可以化解为三个相互依赖的模型：即政治模型、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制度应该是一个分别研究的过程，但这里我们把它混杂在其余的模型中讨论。就其目标而言，不妨这样概括：政治模型的目标是政治稳定；经济模型的目标是增长；而社会模型的目标可以说是和谐。

政治稳定模型  政治自然是关于权力：权力的获得、分配和保持。中国政治模型的目标是保持政治稳定。

中国政治稳定模型有四个主要参数：合法性、利益整合（权力分配）、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而从这四个方面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的政治模型。其目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其主要途径是逐步解决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这四个主要问题。

政治学界对中国政治的权力分配、政府行政效能和政权交替模型的改革和发展，有不少著述，它们对政治稳定的作用不言自明，这里不予赘述。这里仅仅讨论合法性和利益整合问题，因为这两者与中国整体发展模型中的经济和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且对中国模式战略模型的未来走向也有重要意义。

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主要基础。在中国，这个合法性主要来自政治过程之外，比如意识形态或统治的绩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自“文革”以后，它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依赖于政绩。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绩主要来自中国发展模型的另外两根柱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中国政治稳定的合法性动力是外生性的（Exogenous）。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邓小平何以将经济发展说成是一个“政治目标”。

当然，与任何政治实体一样，政治稳定不能完全由外在因素决定，而必须有政治的内生动力。在中国，政治稳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统治效率，二是利益整合、广纳精英，三是统治秩序（包括权力的交替和分配）。其中，利益整合和广纳精英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面临的新问题。

总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政治稳定模型可以表示为以下关系：政治稳定=f(合法性，利益整合，行政效率，权力交替机制)+随机因素。其中，合法性的取得主要来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从实践中看，这个政治稳定模型十分成功。经济发展带动了国强民富，利益整合开通了通往政权中心的道路，相当成功的权力平稳交替以及不断提高的行政效率，使近十年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没有发生重大问题。

经济增长模型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尽管有许多因素，但核心是两个：一是改革以解放生产力，二是开放以充分利用国际生产要素有利中国的分配。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型中，体制改革不是根本目标，根本目标是经济增长。体制改革是通过解决和疏导经济激励问题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过程是：体制改革改善经济激励，激励提高生产力，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体制改革的内容、方向、速度，都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进度。

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形式上谈的是体制问题，但核心仍是生产力。是通过调整经济激励，包括价格体制和分配体制两个方面来调动积极性，从而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引进市场机制，是试图通过价格机制来调动生产积极性，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从分配体制上提高生产的经济性。所以，中国经济模型的提出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战略的问题。

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改革或转型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其目标不是要实现市场转型，而是解决短缺经济问题。经济短缺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经济激励因素，因此，解放生产力成为基本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开放，即加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特别是1993年后的改革开放同步于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共识”和对市场机制的高度信心，事实上为中国开放政策的成功创造了一个罕见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使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条件。

总结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经济增长=f(以改革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以开放获得外资和市场，政府行政效率)+其他因素

社会和谐模型 社会模型是三个模型中最新也是最弱的环节，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并不是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初期，人们甚至认为社会似乎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会自然、自行解决的问题。其次，有研究说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发展指标中，经济指标持续上升，政治指标比较平稳，但社会指标却有逐渐下滑的趋势；再次，如何确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模型因素，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提到中心位置。

改革开放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迁：技术发展和游戏规则变化引起了技能重构（skill-reconfiguration），期望参照体系的急剧变化引起相对贫困和社会地位对换。此外，市场机制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而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促进了权钱合一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对立和利益冲突。而日新月异的变化，加快了知识更新和技能退化，又增加了个人的经济风险和生活前途的不确定性。

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的发展模型中，严峻的社会问题会成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因素。应该说，在中国的发展模型正在创造改善社会和谐的客观环境。迄今中国社会和谐模型可以概括为以下框架：

社会和谐=f（经济利益分配，政治利益整合，社保制度）+随机因素。其中，经济利益的分配缩小社会问题的物质诱因，政治利益整合和参与开通民怨上达的渠道，而社会安保制度则有助于减小个人的经济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分配和社保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模型的转型。而政治开明，也有政治稳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模型的主要目标是社会和谐，但其主要渠道和促动因素还处于进一步厘清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固然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原则基础，但如何操作，仍然有待研究。

中国发展模型的主要特点

中国经济模型也是有模型参照的：通过包产到户、分灶吃饭来解放生产力，就是激励和价格理论的无意识应用；以出口加工带动经济增长，也不无“亚洲四小龙”经验模型的影响；中国的国企改革，不无日本、韩国和西欧等国“产业政策”道路的影响。中国当年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闭门造车的实验。

那么，中国模型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首先，从模型的框架看，循环式模型是中国发展模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这也是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理想发展模型大相径庭的。现代发展理论认为，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市场与政府的分离。而中国的发展模型恰恰强调了三者层层相接，环环相扣。理论家看到了条条块块的地方，政治家在治国活动中看到了丝丝缕缕，这是中国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二，是务实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模型相对照，中国发展模型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参数和包袱。如上分析，市场化和对市场的尊重，并不是出于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崇拜，而是对现实的尊重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中国发展模型的特点之三，是一个高度集中、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政治领导制度，保证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至于干扰既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同时保证了国家资源可以迅速调整转移到短期目标。它保证了国内资源的全部用于发展，保证了在转型过程中可以及时调整战略，保证了短期利益不至于影响到长期战略的实施。

中国发展模型最后一个特点，是经济战略的成功与全球化过程密切相关。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基本环境。国际资本流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本前提，而在国内消费不足以消化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国际消费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面临的挑战

没有理由认定，迄今为止相当成功的模型，会完全适用于正在发生变化的世界。

对中国模型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1）模型中有些动力因素的正面作用开始到达巅峰，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有些可能产生副作用。（2）模型成功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3）竞争对手对模型某些方面的挑战（比如汇率），迫使中国调整模型，以符合国际游戏规范。（4）竞争对手模仿中国的模型，应用中国的游戏规范，削弱了中国模型的竞争优势。

具体而言，挑战之一来自模型内部结构。循环性模型造成了一个高度相关、高度复杂的体系。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系统性风险就比较高。

迄今中国政治模型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个模型蕴藏着潜在的风险。作为具体表现，比如使政治稳定受到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的影响。

挑战之二是迄今包容性似乎与代表性兼容并蓄。但包容性和代表性之间的平衡，是否存在一个临界点：包容性使代表性不再有实际意义？什么因素会导致临界点的变化？

挑战之三是，经济模型成功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这主要是指中国经济模型的开放方面。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国际市场，而国际条件正在经历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变化。面对中国在世界中的新角色，面对进入“新常规”的世界，中国模型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1）国际消费能力受到制约。虽然短期内仍然有出路，但长期趋势并不明朗。

（2）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理念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挑战。

（3）国内消费由于人口预期和变化，其容量增长将受影响。

（4）中国产业的消费市场不是一个大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1/4，虽然消费能力较低，未来的潜力还是可观的。

（5）国内消费能力与国际消费能力在高消费层相近，但普通层仍然有差距。产值利润的国内外差价仍然较大。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真正挑战的是能源。

资本积累也开始受到挑战。美元走向对中国形成双重威胁：首先使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大量缩水；其次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价的压力。

挑战之四是，软力量需要有意识形态的内涵。中国发展模型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长处是它注重实际，注重实效，因而比较有弹性，比较灵活。但同时它也难以把这个模式转化为“道义”，即软力量。

挑战之五是，由于中国模型的成功，许多国家开始研究并参照其中它们认为的有效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可能对中国形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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