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是睡狮，还是睡美人？|中欧商业评论

我们今天都以睡狮来比喻中国，这是不妥当的，中国应该称为睡美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不应该是武力，而应该是文物风教，就是中国的文明。

醒来的是睡狮，还是睡美人？

文·许纪霖

中国的崛起，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事实。中国已经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它接下来将往哪个方向发展，让全世界都非常迷惑。中国驻法国前大使吴建民说：“中国正在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全世界都缺乏准备，我们自己更缺乏准备。”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继续高速发展和西方世界的衰退，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同样重要的世界大国。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国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说中国将会以“文明大国”崛起，然而，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

我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两个主要梦想（也就是富强和文明梦想）的变迁，来梳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以了解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崛起的脉络和方向。

达尔文主义改变中国

甲午战争后，严复把进化论引入中国，顷刻之间风靡神州，成为中国人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达尔文的信徒赫胥黎（Thomas Huxley）认为人类的进化与自然界的进化不同，有人类社会独特的伦理规则；但另外一位信徒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却发展出了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人类社会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则。有趣的是，严复的《天演论》翻译的是赫胥黎的书，介绍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思想。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套新的宇宙观，它与过去儒家所讲的宇宙观有什么区别呢？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是伦理道德，“天”是有德性的，所以人类社会也应该遵循和谐的伦理德性。社会进化的基础是牛顿的机械宇宙论，世界的核心不再是“德”，而是力；不再是和谐，而是竞争。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中国之所以贫弱至丧权辱国，原因是不够“富强”，无以与强敌竞争，以致落后挨打。从晚清一直到今天，富强梦的后面有一个根本的动力，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竞争。在这个强权的世界里，我们要能够有一席之地，就要有实力，就要有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千言万语，归结到最后就是八个字：“赶快干活，否则完蛋”。由此，中国社会至今弥漫的是一种空前绝后的竞争氛围，它整个改变了中国人，支撑起强大的精神动力。这个竞争动力的背后，就是对落后的恐惧，对被淘汰的恐惧，并进而要富强，要成为人上人。要改变个人的命运，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力超群之人，国家要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首先也要富强，拥有与西方同样的物质力、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

富强压倒文明

中国的强国梦，除了富强，还有文明。晚清之后，严复、梁启超这些启蒙先知也讲文明，他们发现西方之所以强盛，日本为什么可以打败中华帝国，除了富强之外，另一个秘密就是文明。西方有比传统的中华文明更高的现代文明，文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理想。

那么，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是富强压倒了文明呢？从晚清新政到改革开放30年，都不断在变革制度。制度的改革到底属于富强还是文明呢？这要看改革深入到什么层次。假如改革不动摇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依照德国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分析，这就叫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文明问题，不涉及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和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

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现代文明的秘密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是因为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惟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民国初年的中国，上上下下崇拜的都是“力”，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内涵。传统中国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价值则无人问津。

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他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最重要原因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是最后都导向杀人主义。

将近100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杜亚泉先生的话，依然触目惊心。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人们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式的想象，以为它会给人类带来自由和现代民主政治。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
中国历史的不幸，是这样的历史又在重演，而且以一种变本加厉的、极端的方式重演。中国追求了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似乎已经实现了，但是忘记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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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0年十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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