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落的商业文明|中欧商业评论

寻找失落的商业文明

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一个百年企业可以作为商业文明的起点。但我们今天已经有机会重新来回顾这些问题，这意味着有可能回到那样的轨道上，回到那样的起点上，回到那样的传统。

文 ·傅国涌

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一圈巨大的汉白玉浮雕。第一幅是虎门销烟，第二幅是金田起义，最后一幅是大军渡江，描述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些场景，但没有一幅跟企业家阶层有关。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压倒一切。在以“革命”为核心、按照革命逻辑书写的历史中，不会有企业家的位置，也不会有知识分子的位置。

但是，历史可以有另外的书写方式。如果我们把历史重心放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上，完全可以画出另外的十幅画面。比如说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晚清立宪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画下来，很多历史画面都会与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有关。

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阶层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新兴阶层，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个车轮，没有这两个车轮，中国的现代化是跑不起来的。

新阶层的诞生

在传统中国，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但“士”和“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传统商人到清代，最有名的例子是胡雪岩，但胡雪岩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人。胡雪岩之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开始产生出新的企业家阶层。他们使用机器生产，依靠近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新的企业家阶层的出现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变化之一。

中国近代第二个大变化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1300多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走科举的仕途,废除科举之后，他们面临不同的社会选择。

百代皆行秦政制，从秦汉到清代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其实是一个静滞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突然产生了两个全新的阶层，这对中国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把这两个阶层称为是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车轮或者说推动力，因为这些新因素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迈开了第一步。

直到1949年，中国工商业总产值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值不过12%，中国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但在那个时代，工商业阶层已经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企业家阶层能够部分影响政府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影响历史的进程，社会也对这一个阶层抱有敬意。

 这两个阶层产生于同一个起点，而且也是同一个命运。20世纪50年代，这两个阶层都遭到了几乎被连根拔掉的命运。它们的出局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某种意义上的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再一次陷入比较长时期的停滞状态。

事实上，中国社会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有将近30年的时间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还发生了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实业救国的中国企业家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企业家阶层最高水准的研究者是法国女学者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她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写道：

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

西方企业家在17世纪就已经产生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出现与西方在时间上有300年的差距。然而，中国企业家阶层的产生不是基于财富的冲动，而是实业救国的梦想。

五口通商以后，外资不断进入中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资本在上海创办的企业比中国官方办的企业要多得多。这种压力在甲午战争后，就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当时产生了一个词叫“商战”，舆论认为“兵战不如商战”，后来再延伸出“商战不如学战”，最终的角逐是在学校和教育上。“商战”就是中国企业家办企业最初的出发点和动机。

中国的近代企业之父张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做企业的。在张謇之前，洋务运动产生了盛宣怀、郑观应这些大商人，但他们主要的身份或是官员，或是买办，盛宣怀是典型的官商而不是企业家。

20世纪上半叶，企业家普遍把企业经营和地方建设结合起来，以企业带动地方建设，从而形成了一批崭新的近代工商业中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謇在南通的大生集团，荣氏兄弟在无锡、上海的系列企业，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和南京卸甲甸的化工企业，以及第二代企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的社会建设。

状元从商  张謇是1894年慈禧太后钦点的状元。他当时已经40多岁，厌倦了科举的道路。因为父亲过世，按照旧制要回老家丁忧守制三年。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从国外进口纺织机器办纺织厂未成，机器一直闲置在上海。张之洞要调任湖北，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他们都要找人来接手这批设备办厂，于是找到了张謇。

1895年，张謇开始筹办大生纱厂。官方以机器折价入股，其他资金由张謇向社会募集股份。当时人们投资的方向仍然是地产和钱庄之类，对办新式工厂毫无兴趣。张謇的募股相当艰难，最难的时候，竟在上海卖字筹集路费。

大生纱厂直到1899年才开始开工生产，但一开工就获利。这是一家全新股份制企业，也成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企业集团的起点。

张謇说自己最想办的不是企业而是学校，但办学校需要钱，所以他就退而求其次，先办工厂再办学校。后来他把自己的这种思路概括为“父教育、母实业”。张謇在南通创办的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一直到高等专科学校，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甚至还创办了盲人学校。

张謇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事业，包括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公园等，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把整个南通变成了当时的模范城，一个在中国最有名的小城市。有一幅当年外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标注有大生纱厂所在的唐闸镇的名字。
张謇把“南通模式”解释为“村落主义”，即“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从实业到教育到慈善，形成体系；“成聚,成邑,成都”,由点而面，渐成规模。他想把南通建成一个“新兴世界”，一个“新世界的雏形”。他直接影响了南通，间接影响了整个中国。

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受张謇影响，在创立庞大的荣氏企业集团的同时，在无锡也创办了一系列教育和公共事业。他们多次提到自己就是按照张謇的模式来建设无锡的。

卢作孚与北碚模式  在第二代企业家卢作孚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明显的张謇的影子。1926年，张謇去世。这一年，也正是卢作孚创业的起点。他在上海购买了一艘浅水铁壳小轮船开回重庆，取名“民生”号，并创办民生公司，当年获利颇丰。这一死一生，正好是衔接的。

卢作孚年轻时从事教育工作，曾经在南通拜访过张謇，看了张謇在南通的企业和社会建设，非常震撼。此后他自己办企业和社会事业，处处能看到张謇的影子。卢作孚有一个称号叫“船王”，但他认为一生中最得意的贡献不是民生公司，而是他在重庆北碚的地方建设，可以称为“北碚模式”。

20世纪20年代，重庆江北、巴县、璧山、合川沿长江一带土匪出没，百姓叫苦不迭。1923年，当地绅民共议组成了峡防团务局，局址设在北碚,负责三峡的治安。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峡防局团务局长。

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卢作孚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

等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的文教机构西迁，复旦大学等都迁到了北碚，从事乡村运动的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也都汇聚北碚，北碚一时成了中国著名的文化城。

  
近代企业家的困境

中国企业史上民营企业家所遭遇最大的困境，不是来自外国企业集团的压力和外国同类企业的竞争，而主要来自权贵资本并吞的企图。这种风险是创办企业中所遭遇的最大风险，许多企业之所以没有被吞掉，有企业家的智慧，也有他们的运气。

卢作孚在最辉煌的时候，民生旗下轮船的总吨位超过轮船招商局，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这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困境就是每天都睡不着觉。他曾经对儿子说：“我企业做得越大，我就越痛苦。”因为总要面对人家想把他吃掉的问题。最想吃掉他的就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国民政府时代的大鳄。

几乎所有比较成熟的民营企业都面临同样的困境。荣氏兄弟旗下的申新企业、常州最大的纺织企业大成纺织公司、天津永利公司都曾经遇到类似的问题。孔、宋当时想全面插手中国的民营企业。

依靠各自的智慧和运气，类似卢作孚的民生集团历经劫波，总算没有被权贵吞并。但我们看到，刚性的制度变迁最终不可抗拒。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到了尽头。

1952年，卢作孚自杀。

如果没有张謇和卢作孚等人，一部中国的企业史将是很苍白的。

卢作孚在北碚建设中的口号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这也是他办民生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理念。他把这些东西最后概括成“人的现代化”。他说，“人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训练。他在建设北碚的时候最重视训练人。训练民生公司的员工也是同样的方式，比如说给客人服务毛巾要递到手里，有很多这类非常细的规定。

卢作孚写了一个小册子：《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提出“人的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训练”。蒋介石看到引为知音，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卢作孚，称赞他写得“思虑周恰，井井有条”，并要求交通部向全国的轮船公司推广。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东方或其他地方。他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新教徒认为赚钱是一种天职，是依靠勤勉、刻苦，并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来获取利润。其实，“勤俭、诚实、信用”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词。在张謇、荣氏兄弟和卢作孚身上，我们能看到东西方商业文明的共通之处。

企业家阶层与制度转型

 1953年，中国开始了公私合营运动，全国的民营企业被纳入国有体系。经过历次运动，企业家大多离开了自己的企业。从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看，在推动现代化进程中，企业家要做的事情，就不仅是单纯地办企业，更重要的是推动整个制度变革，使其能够保障创办企业的权利，而且有让企业可持续长期发展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不存在，一切都免谈了。

謇和卢作孚们所做的一切，从表面上看，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都已经徒劳无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永远消失了。如今，讨论这些问题的空间又重新回来了。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高考恢复以后，知识分子被定义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一是私人可以创办企业，雇工不得超过7个，当然这个限制很快被取消了。

时间的洪流卷走了一些东西，但卷不走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我在看中国企业史个案的时候，有时会很纳闷。从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到1949年这50年，中国这个极度贬低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养育出了几代足以跟世界顶级企业家相提并论的企业家。

有大企业家存在的时代，就有满天星斗一样的小企业家、中企业家。这个奇迹至少能证明，中国人具有创办企业的能力，东方社会同样可以办出具有世界水准的企业。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一个保障这个可能的制度。

今天，中国要重新回到商业文明的轨道。非常遗憾，我们没有一个百年企业可以作为起点：我们没有大生，没有民生，没有申新、永利，这些起点失去了。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忧伤，中国的历史总是充满了忧伤。我们今天已经有机会重新来回顾这些问题，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回到那样的轨道上，回到那样的起点上，回到那样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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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傅国涌：著名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99年开始写作，著有《百年寻梦》、《大商人：影响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们》、《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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