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庙堂弱则江湖强|中欧商业评论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商业社会出现江湖化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波：如果庙堂更有秩序，人都愿意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生长。如果那些支撑庙堂的支柱，如价值观、善恶、司法体系、社会精英的阶层构成等等没有修缮，人们对庙堂失去了信心，就会趋利避害，自然投向另一种形态——江湖。从商业环境看，有秩序、规范、能稳定获益的地方，江湖就会变小。

CBR：为什么中国商业去江湖化很难？
吴晓波：从公司治理的角度，不管是东方、西方，不应该有截然相反的游戏规则。可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太快，造成人的贪婪，突破道德、法律的底线。而中国的法律惩戒体系又不够，一些违规者的获利远大于受到的惩罚。就像宗庆后、史玉柱、周鸿祎，现在成为中国商界大亨了。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法律不受尊重，违法成本太低，最终舆论制造出一个个“成功者”。我们现在是“唯成功论”，只要你赚钱就成。同时，中国知识分子太软弱，他们本身对商业文明的理解程度不高，这个短板太明显。就像木桶理论，水位越来越高，财富越积越多，但水更容易溢出去，然后整个环境就被破坏了。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反思和处理，水最终都将流走。越野蛮的人，在这个游戏规则中获利越大。

CBR：怎么看待宗庆后和吴长江等企业家与投资人的纷争矛盾？
吴晓波：从早前宗庆后和达能之争，到现在的雷士事件，本质上都是同一个逻辑。他们在用中国人的方式对抗法律约束效应的契约问题，最终都获胜了。雷士事件比当初的达娃之争更恶劣。在达娃之争时，舆论界与法律界对于很多界定还不是非常清晰。而雷士事件是一个很明确的事情，最终还是通过绑架经销商、内部员工罢工这样的方式来推翻契约。虽然大家对吴长江的做法不以为然，但大多数情况下，最终妥协的还是资本。资本最容易疲软，独立性也最强。一般资本都会选择一个最安全的方式，这就是阎焱的选择。
当然，如今也有进步的部分。例如陈晓和黄光裕会干上，说明这个国家的舆论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在20年前或者10年前，陈晓根本就没机会去鼓动媒体。包括雷士事件也一样，大家会慢慢进步。法律也是一个不断被违背、被突破、被修补的过程。

CBR：其实江湖文化也有一些闪光点，该怎么看？
吴晓波：江湖文化中好的一面也在发扬，比如NGO组织其实就是一种江湖模型，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干一些没有功利的事，组织内可还有一些契约。在民国，张謇、卢作孚、陈嘉庚、杜月笙，都是代表。他们在小地方开始做起来，那就是江湖实践。今天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企业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就变成另外一种NGO了，企业家在一起去做点扶贫帮困的事，以此来实现他们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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