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江湖化迷雾|中欧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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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庸撰写近30年的中国商业史，一定很精彩。在他笔下，中国企业、商人、职业经理人们化身为名门正派、魔教邪派、英雄大侠、江湖混混，各种商业事件被演绎为门派大战，江湖纷争，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眼望去，中国商业处处江湖。大多数企业都有过或正在经历冯仑笔下的野蛮生长阶段，而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打工者，都需察言观色，周旋于各种江湖关系。可以说，江湖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的底色。
不过，每当有评论者为契约精神等摇旗呐喊时，我们常乐观地以为，江湖文化在中国商业环境中逐渐消退，而以契约精神为代表的商业精神逐渐加强。但在采访中，不少社会学家和商业研究者们却告知我们一个悲观的结论，这30年来，江湖文化不仅没消退，相反日渐浓厚，而契约精神恐怕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才能回归人心。雷士照明董事长吴长江响亮的一句话更是佐证，他说，“我相信伟大的人性治理，而不是虚伪的契约精神。”
也许，这代表了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潜意识。他们深受江湖文化浸淫，让他们将契约精神置于短期利益之前，将遵守规则置于输赢之前，都是徒劳无功的。李开复最近也公开说到，中国互联网行业江湖化严重。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行业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其他行业的江湖化程度。
江湖文化变浓的背后，不仅是中国商业精神的缺失，更是中国商业环境的令人堪忧。
不乏会有人觉得这个话题有些矫情，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存第一”的目标下，在“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标准下，有多少人会在意企业用什么方式去“活”？那似乎是象牙塔里的人酒足饭饱后不切实际的奢望。然而，正如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所说，这正是导致中国企业容易外强中干的根本原因，你可以现在不理会它，终有一天，你会为过去的不负责任而付出巨大代价。
理直气壮的商业江湖？
每家企业都感叹商业环境恶劣，然又自觉不自觉地身处破坏者的行列。
每当矛盾发生时，中国的企业家们常常会在契约之外拿出一套备用的招数。无论是宗庆后、任正非、吴长江还是马云、马化腾，无论是三十年前还是如今，皆不例外。
还记得2010年马云与媒体人胡舒立的争论吗？那几乎是江湖文化与契约精神冲撞的标志性事件。单方面实施了支付宝股权转移的马云，似乎比被蒙在鼓里的软银总裁孙正义更显无奈和委屈。在马云眼里，为了拿到支付宝牌照，违背契约也是值得理解和原谅的，尤其又涉及国家政策。他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总要和他较不必要、不实际的真。然而，直到今天，马云树立的委屈形象在批评者眼中仍然不成立。“他为什么不能先协商后决策？说到底还是为了一己私利。”汪中求细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汪中求尖锐地说。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更是认为，这件事的最坏影响是让IT 行业这最后一片相对的净土也变得江湖化，失去值得被人相信的资本。
而3Q大战、3米大战、蒙牛伊利之战、王老吉与加多宝之战等，更是一场场典型的江湖“械斗”。在360和腾讯之战中，两家公司逼迫消费者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在西方百年商业史上是罕见的。王老吉与加多宝从法律裁决很快演化为野蛮的人肉相搏，互相拆台，丝毫不介意踩踏商业精神的底线。
雷士照明董事长吴长江显得最理直气壮。他所谓的人治，正印证了江湖文化中的“老大文化”，唯我独尊。虽然眼下回归董事会，但雷士的未来注定是双输的结局。在这些典型个案背后，更是大量企业以谋略之名行江湖之实，每家企业都感叹商业环境恶劣，然又自觉不自觉地身处破坏者的行列。
为何愈发盛行
江湖气的盛行说明，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要用江湖文化理解中国商业的文化基因，首先要正本清源，了解究竟何为江湖文化。为此，我们拜访了研究江湖文化的学术权威王学泰老先生。
王学泰认为，江湖实际上是集权社会、宗法社会逐渐解体的产物。根据史料，江湖文化兴起于北宋。尤其在北宋中叶，由于世袭贵族逐渐消减，农民中脱离土地和被宗法社会排斥的游民大量增加，进入城市。加之城市改成街巷制，游民的生存空间扩展，许多游民开始从事抬轿子等体力劳动，以获得相应报酬。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促进了宋代工商业的大发展，也使得社会文化逐渐变得“世俗化、游民化、底层化”，形成了脱离宗法制度之外的江湖文化。
江湖人，并非仅仅是金庸笔下的侠士。有车船道路、有江湖人之处就有江湖。江湖一般分为有形组织和无形组织。前者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等江湖帮派，后者则更为广泛，包括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的游民、游侠和游士。由于发达的宋代商业主要由游民从事、参与，商业文化便与江湖文化浑然一体。宋代之后，大商人依旧通常与官府结合紧密，而中小商人则开始多与江湖结合。
王学泰研究发现，越是动荡时期，江湖文化越是盛行。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江湖文化现象，亦是同样规律，出现于管制社会解体，而公民社会、法制社会尚未完全建立的阶段。在他看来，如今江湖气的盛行正说明了我们离公民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
江湖险恶
江湖文化的精要是斗争而非共赢；是小义而非大义；是小圈子而非大视野；是短视而非长久。
为什么要警惕江湖文化对商业的影响？
王学泰揭开了江湖文化的面纱：它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般义薄云天、英雄辈出、令人向往。表象背后，江湖文化的精要是斗争而非共赢；是小义而非大义；是小圈子而非大视野；是短视而非长久；是破坏规则而非遵从秩序。
一句话，江湖险恶。
我们将江湖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斗争文化、注重短期利益、容易破坏规则、极致的小圈子文化以及老大文化。在中国商业环境中，我们恰恰都能找到相应的投射。
斗争文化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算得上是江湖斗争文化的突出代表。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不犯我、我亦犯人，因而被人戏称为“邪教教主”。大多数企业虽未如此，却将斗争作为主旋律，动辄宣称“打一场战役，占领一个高地”。或是为了争夺地盘，不择手段，互相污蔑诋毁，最终两败俱伤。蒙牛伊利便是一例，而这种所谓的“狼文化”如果丧失了底线，便成了“恶狼文化”，不仅伤害企业和行业，更伤害消费者对中国企业的信心。
王学泰说，这也与上世纪几十年的战争历程对人们的精神影响息息相关。这种主动进击或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也很容易引发无底线的斗争。“因为兵行诡道，如果一直以打仗的心态经营企业，必然行诡道，讲厚黑，不择手段。”
注重短期利益 这是江湖文化在企业经营中的另一大表现。根本原因是不确定因素过多，导致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伍子胥曾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由于外部不确定因素多，所以很多企业急功近利，鲜有长远打算。
中国的“快公司”越来越多，生得快、长得快、卖得快、死得也快。而真正积淀下来能与西方经典品牌媲美的品牌却寥寥无几。凡是需要持久力坚持的事，如企业文化、品牌建设、人才培养等，往往都是中国企业的软肋。例如史玉柱的营销才能虽一度被急功近利者追捧，但他终究并未打造出一个伟大的、有价值的品牌。
破坏规则 正所谓“闯江湖”，要“闯”必然要主动进击，破坏规则。因此，江湖组织、江湖人，常常是规则的破坏者。可悲的是，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破坏，并美其名曰“不按常理出牌”，最终标准是成王败寇。例如普遍的商业贿赂、超越底线的价格战、充斥着假账的财务报表，以及做足了表面文章、内在却混乱不堪的项目招标，等等，市场由此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窘境。当破坏规则成了习惯，惩罚也必然会来。于是，中国概念股在美国遭到大规模做空，中国的劣质产品在国外被看低、抵制甚至烧毁，不少水土不服的来华企业选择撤资。
小圈子的义 江湖文化的精髓即“义”，但这种“义”多局限于江湖人组成的各个小圈子，是“小义”，而非“大义”。而且越是弱势的小圈子，越强调“义”。肖知兴在他的《企业江湖》一书中写到，原蒙牛董事长牛根生常常表现得讲义气，不亏待自己的团队。然而这种“义”是江湖文化中的“小义”，只用于蒙牛这个小圈子，却没有用于广大的消费者。
同时，这种“小义”对于企业内部管理也有负面影响，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真正国际化。例如在制定战略、人员安排时，许多中国企业家会过多考虑是否违背了兄弟义气，而非专注于战略的合理性。姜汝祥举例，柳传志当年分拆联想便有彰显义气的成分。同样的事情，如果是西方企业，则会择更优者继承，不会诸侯割据，难成合力。
老大文化 王学泰说，古代的商人并没有所谓老大文化，他们大多谨小慎微。而今的企业越来越奉行“老大文化”，根本原因是它们并不强大。企业家为了便于控制，必须有严苛的制度，甚至比强大的皇权更为严苛。
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企业的老板所到之处，排场犹如皇帝出巡。他们表面上鼓励争议，其实听不得反对意见。凡是跳槽员工，皆视为叛徒，永不再用。雷士照明的董事长吴长江，便是典型的江湖老大型领导，以“人治”为根本管理法则。在与软银赛富和施耐德的对垒中，他不惜以极端方式，将员工、经销商、供应商等利益捆绑，以威胁对手。不听其指令者，后果必将损失惨重。然而长远看来，资本市场却未必买这位老大的账。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种无视契约、规则、法律约束的做法，已经让许多投资人心怀芥蒂，甚至加剧了投资人在投资中国民营企业时的担忧。姜汝祥甚至直言，如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中国企业暂且放慢国际化的脚步，或是根本不要做大。
所有这些，都是江湖文化在商业领域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许多商业事件，便容易看清本质。甚至有些无序已经到了连江湖文化都不容的地步。王学泰戏称，“因为商业发展太快，一波接一波的创业者，很多是生瓜蛋子，很多人连最基本的江湖道义也不讲了。过去的江湖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现在是‘插朋友两刀’。”
断裂的契约精神
要想重新寻回契约精神，首先需要摆脱战争思维状态。
另一个疑问是，在如今的中国商业环境里，为什么江湖文化和契约精神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它们是天然相悖的吗？
……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2年11月号。订购热线：021—2890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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