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造梦人|中欧商业评论

孤岛造梦人

上海孤岛时期电影短暂繁荣的缔造者及其命运。 

近年来文化娱乐产业迅猛发展，中国电影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关注“国产大片”的人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中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极具大片意识、注重沪港影界交流、倡导拍摄的国际水准并在影片的生产、发行、放映过程中注重明星效应和营销策略的影界大亨。他就是上海孤岛时期被称为“电影大王”的传奇影人—张善琨。

电影业的“闯入者”

张善琨，1907年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属湖州府,今湖州市辖区）一个望族之家。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读书的时候，爱好戏剧的张善琨就组织了学生话剧团，还请来了应云卫担任一部话剧的导演工作，经常排戏到深夜，二人就挤在一张床铺上聊戏剧，聊电影，成为了极好的朋友。这个应云卫就是后来进入电通公司，拍摄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桃李劫》的导演。和应云卫的友谊并未使张善琨一毕业就进入电影界工作，而是通过戏剧界的朋友结识了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内乾坤舞台的台柱须生，艺名叫“女叫天”的童俊卿，进而结识了上海商人黄楚九，开始了经商的历程。出于对张善琨的赏识，黄楚九不仅主持了他和童俊卿的婚事，还委派他在福昌烟草公司任广告部主任，而后当经理，张善琨慢慢地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年代中期的上海滩房地产业的行情看涨，黄楚九在地皮上下了巨资，却苦于时事的变化，压在地皮上的大笔资金搁浅，再加上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挤压，黄楚九的产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也跟着倒闭、关门。黄楚九很快就撒手尘寰。黄楚九死后，张善琨负责经营的“大世界娱乐场”很快就被垂涎已久的黑帮大亨黄金荣接收，张善琨迫于情势只好投靠了上海黑帮，在娱乐界获得稳定发展的机会。然而“大世界”并不是张善琨所钟情的地方，而当时的“齐天舞台”才是他想施展才华的场所。齐天舞台是因为上演《西游记》齐天大圣连台本戏而得名。自从张善琨接手后，将其改名为“共舞台”。

可以说，在经营共舞台之前，张善琨已经为自己今后的电影事业积累了经验，结识了大量对其事业发展有帮助的政界、文艺界、黑帮势力等方面的人物，如上文提到的应云卫、黄金荣，还有文明戏时代的著名人物，开办大中国影业公司的顾无为等。

“连台本戏”意外走红  在经营“共舞台”阶段，张善琨开始策划《红羊豪侠传》上演。这出描写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的故事是以武侠小说的路子写成的，由于一些情节和武打场面在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中无法表现，张善琨就将那些场面摄制成电影，在舞台演出过程中插映，还起名为“连台本戏”，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次的成功使得张善琨萌发了将这出戏拍成电影的想法。他运用原班人马，连服装道具都是现成的，以新华公司的名义租用电通的摄影棚，紧锣密鼓地拍摄了起来。此片1934年上半年开拍，1935年冬杀青，是新华影业公司的创业影片。

用明星传播品牌 此时的新华公司并没有自己的摄影棚，只是在共舞台的三楼，张善琨开始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或许是天从人愿，时值电通公司停业，袁牧之、陈波儿这两位左派影人离开上海，前往西安，把斜土路的厂房让给了张善琨。此后的《新桃花扇》和《桃源春梦》就是在这个新厂房诞生的。张善琨是个不乏创意、颇具商业头脑的人，他几乎每部影片的拍摄都有不凡的故事：《红羊豪侠传》的放映首次将国产片打入只放映美片的大光明影院；新片《新桃花扇》启用著名编剧欧阳予倩，不惜一切代价借用大明星：从“联华”借来金焰，从“明星”借来胡萍，还动用了老牌影后张织云、自己的老婆童月娟等等，集合整齐的明星阵容。虽然效益欠佳，但为新华公司打出了响亮名声。

多元化制片  之后，张善琨以小成本影片《周瑜归西》、《霸王别姬》、《林冲夜奔》获利，这三部影片均为有声戏曲短片，拍摄周期较短，弥补了《新桃花扇》投资大而导致的经济亏损，使公司稳步前进。也正是这三部影片积累了资金，蓄积了力量，张善琨决定扩大公司的规模。

他可不管 “左、中、右”各来自什么背景的电影人，为了公司的扩张，新华旗下很快就网罗了大量人才。当时吸纳的左派人士有史东山、田汉、魏鹤龄等，迎合“国防电影”潮流，紧贴时代的脉搏，拍摄了《长恨歌》、《狂夜之欢》、《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和《夜半歌声》等一些进步电影，也同时聘请杨小仲等拍摄迎合小市民欣赏趣味的《桃源春梦》和《小孤女》。很快新华电影公司就从一个独立制片公司发展为上海五大影业公司之一。

羽翼渐丰的张善琨开始酝酿“中国电影托拉斯”的宏伟计划。像张石川、罗明佑、邵醉翁这些红极一时的电影大亨又何曾不想整合上海电影业，但是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电影界的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张善琨的商业梦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和挑战。

 
孤岛中的繁荣

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军碍于外交原因而暂未进入上海苏州河以南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这一地区成为偏安一隅的“孤岛”。

小成本影片投石问路  此时的上海电影事业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一落千丈。之前在上海雄霸一时的明星、联华等公司也纷纷陷入经营的困境。此时为了新华影业公司若干人等的生计，张善琨果断地决定以小成本影片《飞来福》 和《乞丐千金》 投石问路。结果令他大喜过望，不仅收回成本赚取利润，而且让他看到了“孤岛”中潜在的观众群体和电影业大有可为的前景。

1939年，上海孤岛涌入大量华中地区的难民，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电影成为孤岛人民重要的精神食粮。上海市民不论贫富、男女，继续追逐时髦、尽情消费。张善琨把握住了孤岛电影的无限商机，在小成本影片投石问路成功之后，重新恢复了之前搁浅的《貂蝉》的拍摄，可是影片的主要演员如金山等已经撤离上海，该片的续拍工作最终是在香港完成的。

沪港联动运作  继《红羊豪侠传》这部创业影片之后，《貂蝉》在沪港两地的拍摄，成为新华影业公司乃至抗战爆发后上海电影业重振的新起点，可谓当时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张善琨考虑到租界内的摄影棚过于狭小，无法搭建富丽堂皇的背景，于是租借了老上海电影人竺清贤在香港的南粤摄影棚，雇了香港本地人作为临时演员，主要演员金山等在拍摄期间也是往返于沪港两地，拍摄设备也是从上海搬运到香港的。张善琨将国片拍摄达到世界水准的希望寄托于《貂蝉》一片。此举果然不负众望，1938年4月28日，此片在上海首映创下了连映70天的营业纪录。之后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上映时，凭借进步的意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豪华场景、精心包装的明星顾兰君等因素，颇为轰动，大有击败粤语片之势。

如果说《貂蝉》打开了新华影业公司迈向大片制作的一扇门，带动了孤岛影业的全面复活，《木兰从军》就是这一时期新华影业公司最成功的作品，其他电影公司争相效仿，掀起了拍摄古装片的热潮。

爱国主题创造票房奇迹  《木兰从军》、《貂蝉》都是古装历史大片，但与《貂蝉》不同，《木兰从军》所蕴含的抗日救国主旨更为明晰。由欧阳予倩精心打造的剧本融合了爱国主义主题和花木兰与刘元度清新的爱情故事，并以充满激情和轻松诙谐的对话，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观众在充满现代性的娱乐方式中对中国抗日的前途寄予了无限期待，宣泄了愤懑情绪。这部影片再次显示出张善琨高人一筹的商业眼光和大手笔的制片风范，《木兰从军》连映83天，打破上海电影业的一切票房纪录，为新华公司创造了利润，也赢得了声誉。

然而物极必反，当张善琨将这部电影发行到当时的“陪都”重庆等地时，影片却受到当时重庆社会文化精英的否定，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940年1月27日，此片在重庆上映之时，观众认为导演卜万苍曾经在上海伪市党部供职，是一个汉奸，认为《木兰从军》是一部汉奸影片，将其烧毁。这一事件说明当时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对商业电影的蔑视和对“孤岛”电影文化的隔膜。后来，张善琨和卜万苍在上海、重庆、香港最大的中文报纸上进行抗议。这一文化事件也为日后张善琨饱受争议的身份埋下了伏笔。

托拉斯梦想  随着新华影业公司不断扩展、新片不断，和张善琨签订放映合约的上海金城大戏院并不能完全满足新华影片的放映需求。为解决这一难题，张善琨在“新华”以外，挂出“华新”、“华成”两块新招牌。还租下位于今华山路复兴西路口的丁香花园，此地风亭水榭、花木扶疏、颇具西湖之胜的优势，略加改造，即可成为具备拍摄优势的摄影场，其间共有四个摄影棚，成为“新华”第一厂；亚尔培路为第二厂；甘世东路为第三厂；三角地为第四厂。

新华影业公司在孤岛迅速发展，迈向鼎盛时期，张善琨也获得了“电影大王”的称号。1938年至1941年，新华公司拍摄影片的数量高达100多部，为此时期各影片公司总产量的半数之多，是其所属的三家公司生产的影片在各大影院全面上映的黄金时期，加之《貂蝉》、《木兰从军》等影片的进步意义和商业利润，这个称号，张善琨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乱世中真能成就影界大亨的托拉斯梦想吗？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的沦陷又一次将这位无心政治、醉心电影发展的传奇影人推到岔路口。

 
梦想陨落

孤岛时期的新华影业公司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旗下拥有四大名旦：顾兰君、陈云裳、陈燕燕和袁美云；知名编导人员：欧阳予倩、卜万苍、马徐维邦、吴永刚、杨小仲、岳枫、徐欣夫、李萍倩等。无论是中小成本影片的制作发行，还是大片的策划营销，或是明星的打造、包装，新华影业公司都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正是向大制片厂迈进，实现影业托拉斯的大好时机。

可乱世无常。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孤岛时期结束。日本人接管租界，而此时打着美国公司头衔的新华影业公司也逃脱不了被吞并的命运。张善琨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与日方派来的川喜多长政进行多次交涉。川喜多长政的国际化眼光、亲华的倾向取得了张善琨以及电影界同仁的信任，他承诺主要拍摄娱乐至上的影片，而绝少涉及政治和时事。1942年4月10日，日方控制的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成立，成为当时日据时代上海唯一的制片公司，网罗了当时百分之九十滞留在上海的演职员，为了求得生存，加入“中联”恐怕也是比较好的方式了。

最后的坚持  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张善琨一方面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进行审讯，被川喜多长政尽力保释后又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名通缉，这双重敌化的身份使他吃尽苦头，从而逃离上海，辗转来到香港。1947年的春天，在香港的一条轮渡上，张善琨极为偶然地结识了浙江富商李祖永，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创建了永华电影公司。在他的倡导下，李祖永从上海带回300万美金，从美国购置一流电影设备，又网罗一大批老上海影人如导演卜万苍、朱石麟、吴祖光、张骏祥；演员刘琼、陶金、白杨、袁美云、李丽华等。但李祖永从未给张善琨任何正式的头衔，可能是碍于他的“汉奸”嫌疑会给永华营运带来困难。同时，他时刻警觉张善琨是否要独揽公司大权的猜忌心理，为之后二人的分道扬镳埋下隐患。

最终，张善琨在拍摄完大型古装片《国魂》和《清宫秘史》之后离开永华，不过此时的张善琨与昔日在上海滩雄霸影界的大亨模样判若两人。他寄人篱下，苦心孤诣，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电影事业。他对市场前景过于乐观的估计，使影片产生轰动效应的同时，在内地发行不畅导致资金难以及时收回，影响了公司的正常运转。尽管如此，张善琨依然倾心于电影托拉斯梦想和大制作的豪迈风格，没有意识到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已经发生了变化。1957年张善琨在拍摄纪念新华成立25周年的《银海笙歌》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去世。至此，孤岛时代曾经叱咤风云的电影大王结束了他的短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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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张善琨的电影之路，从《貂蝉》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拍摄高成本、大制作、明星云集的国际化大片，无论是毁誉参半、万人空巷的《木兰从军》，还是后来的《清宫秘史》与《国魂》，他在电影界的每一次前进都打上了电影托拉斯梦想的烙印。在复杂多变的政治背景中，他幸运地获得了施展电影商业宏图的娱乐空间，也经历了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日方和国民党官方双重敌化的险恶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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