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儒学：天道、制度与心性|中欧商业评论

再说儒学：天道、制度与心性

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在某个方面有点像韩愈的时代，大家都意识到了儒学的某种复兴，但还没有到义理展开的阶段。通过对儒学发展进程的回溯，或可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对接的某种思路。

儒学的内涵，历来都包括了天道、制度、心性三个层面。它把一切的价值根源归于天，这是第一点。第二，儒学特别在意制度化的安置。如果只有学说而没有制度化的保障，比如说没有一个孔子学会，学说是无法落实的。第三就是心性，即对儒学义理和人心、人性、人情的阐发。天道、制度、心性这三个层面，在每个时代各有侧重。

孔子之后，治教两分

儒学的传承最早来自于君王传统，到孔子以后就到了民间。这意味着什么呢？清代学者章学诚有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三代以上官师合一、治教无二；三代以下，官师分途，治教两分。就是说，孔子以前，治理政治的系统和教化的系统是合在一起的。孔子以后就治教两分了，孔子是第一个老师。元代给孔子的封号叫大成至圣先师，也就是说，孔子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立师道。

从那时起，儒学的传承就变得相对独立，通过老师传授学生，而不是通过官方。在这个过程中，孔子也发展了他的义理，左传记载的“太上立德，其次立公，再次立言”，是中国人对不朽的看法。孔子当然是立德、立公、立言的统一。

比如立德，孔子就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形象。《孟子》里说，自神明以来未有贤于孔子也，也就是说，尽管道统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但孔子之功能反而贤于尧舜禹，这是非常独特的讲法。立公就是立教，现在有明确的学术证据表明，至少是在战国就有了六经的说法。六经的形成跟孔子有密切关系，他对经典做过整理、删改、修补的工作。立言是对思想的阐发。孔子以后，“仁”才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词，“仁”就是孔子所阐发出来的。康有为在他的《中庸》注解里说，《中庸》写的是孔子的行状。在古代经常用这个词，就是对他形象的一个描绘，因为他是圣人。这就是《中庸》的功能，讲天道。

独尊儒术，治教再合

秦汉以后，儒学的命运非常有趣。一个就是焚书坑儒，一个就是独尊儒术。根据研究，焚书坑儒不是把书全烧了，只是把民间的书烧了。这些书在官学里面都有，只让那些官方的学者作研究，民间不能保留、不能非议，这是政治上的控制。

秦朝以后，中国制度最大的变化是从封建制变成郡县制，这就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治国的问题。秦国很快就灭亡了，汉初统治者慢慢意识到，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要考虑儒学，从贾谊开始一直到董仲舒给汉武帝上书，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原话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且罢黜也不是说完全禁止各家，而是说以后官学主要强调六经，官员的选拔要跟六经联系起来。百家还可以研究，但变得不重要了。假如要用一个现代的概念来说，即此后儒学就变成一个国教，它是官方的，特别是跟选官取士相关的。

以董仲舒为核心的这些儒家的做法是重新理解孔子，他们把孔子理解成素王，意思是无冕之王。董仲舒把从孔子到汉代的历史做了一些排列，核心是要强调在孔子出生以后，这个国家就属于孔子了，孔子就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虽然汉武帝是汉朝的帝王，取得了君主的权力，但他也必须尊崇孔子为素王才能够真正地统治下来，这其实是把政治和教化重新做一个结合。

孔子之后，政治和教化分开；而董仲舒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它们重新结合起来。他的方法是把孔子理解成一个素王，以此来解释春秋战国的历史。董仲舒把阴阳五行跟天道结合起来，因此也很容易产生迷信，这是一个流弊。其核心就是要以天尊君，以天驱君。就是说君是天子，所以我们要完全服从，君主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的根基在天。反过来说，如果你君主不符合天道，不听从天的话，那是可以革命的，所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通过天命既弘扬君主又限制君主，这是董仲舒做的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儒学得到制度化的落实  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上有许多改变，包括影响到隋唐以后产生科举制度等。孔子讲的义理很好，信誉天道也很好，但如果落实不到社会制度上面也不行。所以汉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度化的落实，从此以后，儒学就获得了一个国教的地位，获得了展开的保证，这一点到晚清之前都没有变过。虽然宋儒是反汉儒的，但六经的地位也没有变过。某种意义上说，无论宋儒还是明代清代的工作，都是在继承汉儒的基础上展开的。

所以，汉儒最大的贡献可能还不是义理，而是制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董仲舒带来制度化的方式，把儒学经典的地位确立下来，后面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了。这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义理与心性的系统阐发

宋明儒学跟先秦不一样，跟汉代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把宋明作为儒学发展的第三期。

平民化社会端倪  这个阶段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唐代以来有一些变化，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制。古代社会是等级制结构，但科举制带来了流动性。有很多寒窗学子通过苦读，上了一个很高阶层的故事，这是穷人的梦想，使得社会更向平民化发展，与隋唐以前的贵族化社会完全不一样。

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文化因素就是道教和佛教的复兴与繁荣。佛教据说汉代就传到我国了，隋唐已经非常兴盛。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就是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国。

那时候的儒学，好像只剩下治国的功能了。面对这样的环境，政治上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五代十国的变动，一些儒家的学者试图重新复兴儒学。

历来对儒学复兴的说法，都把韩愈作为开端。对韩愈最好的评价就是苏东坡在韩愈的祠堂写的“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不光是文，背后还有道，他对儒学道统的重新复兴做了很多工作。宋儒尽管觉得韩愈讲得太简单，义理没展开，但都承认韩愈是先驱。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在某个方面有点像韩愈的时代，大家意识到了儒学的复兴，但可能还没有到义理展开的阶段。

回到“心性”的宋儒  儒学第三期真正的开端是在宋代，中心当然是朱熹。从义理上来说，朱熹是孔子之后最重要的儒学实战家，他做的工作是整理经典，阐发四书，一辈子都在做这项非常庞大的思想工程。他其实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例如朱熹之前，就有很多大家，包括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等。

这一期的特点还是回到孔子，跟汉代一样。但是，他们回到孔子的讲法和理解与董仲舒就不同了。汉儒要考虑儒学制度化的问题，所以把孔子理解成王，由此来解释这个系统；而宋儒要讲的是心性，要面临佛教的挑战，所以就把孔子理解成圣。“内圣外王”也是古代对孔子的一个理解。这样，宋儒的整体倾向就是把儒学过去的义理中与心性相关的东西，比如人心、人性、人情等做了很细的阐发。

回到心性，过去的儒学资源是有的，但此前思想家都不太重视。孟子讲心比较多，但是孟子在过去相对没那么重要。到了朱熹这里，孟子就被抬得很高，《中庸》也被抬得很高。这个变化反映了他们的倾向。第一，他们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民间的力量更强大了。第二，在精神方面又面对佛教和道教的挑战。从儒学的立场来说，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是佛教的出家思想，叫“毁伦常”。还有早期的不近王者论，就是君臣伦常要不要的问题，核心也是家的问题。这涉及到儒学最基本的一个义理，就是对家庭的重视。

出入佛老，返诸六经  宋代儒学在多方面展开，从心性上来说，把过去儒学中关于天命，关于心的思想做了很多阐发，也借鉴了很多佛教的思想。从义理的精妙来说，佛教在过去是远远高于儒学的。但儒学善于学习，学习的方法又不是简单的融合。当时一个口号叫“出入佛老，反诸六经”。朱熹年轻时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后来再回到六经，重新表达六经，从六经中阐发。通过对《礼记》的梳理，包括《论语》《孟子》，把它弄成四书，以此来回应新的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现在讲到宋代的功夫论，就是修养心性的体验，过去在儒学里面讲得不多。在功夫论中，最重要的不是静坐，而是事上磨炼。你做事的时候要磨炼，待人接物，在家庭、在社会各个层面做事都要体验儒学的精神，也就是说要通过一些行为来体会天道，这是他强调的。这些都可以看出，他们非常细致地发展了儒学的心性部分。

民间化的制度  另一方面，宋儒也没有忽略制度。儒学类似国教的制度在汉代已经解决了，到了唐代，制度的关键是从上往下走。过去儒家都是说德居行道，要做帝王师。到了宋代以后就发现不好做，解决下面的空间更大，所以就走了下行路线，民间路线，特别是对民间乡绅的建设。他们特别注重乡约，在每一个乡村推行约定，带来教化的力量。中国古代的礼很多是跟皇帝相关的，但是朱熹的晚年做了许多婚丧嫁娶这些一般老百姓的家礼。

明代就更是这样，制度完全民间化。制度在民间的施建也是从心性和制度两个方面展开的。清代儒学基本也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展开。过去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的反动，这话没有错，因为清代的学者认为，明代的灭亡与儒学的空谈有关系，叫做“无事袖手抬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因此，清代儒学要重新找新的道路，就又回到了经典，回到孔子，回到六经。他们重新解释了经典，但这种解释其实仍是在宋明之学的基础之上的，跟汉儒还不一样，因为汉儒没有宋学义理的前提。清代的儒学成就甚至比汉代经学的成就还要大，在这其中，宋学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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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中国面临一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汇中西技艺”的历史性难题。中国文化传统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伦理和信仰的危机？能不能为国家发展带来一个更好的思路？通过对古代中国儒学发展进程的历史回溯，或许可以提供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成功对接的路径。整个儒学的复兴也应该是在这样的大背景，这样的现实问题中被提出来的。

［本文系唐文明先生在中欧校友国学会演讲的删减版，经国学会授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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