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繁华缘于仰望天国|中欧商业评论

世俗繁华缘于仰望天国

—宗教改革如何推进西方社会

汤因比曾说："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回顾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今日中国，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绝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

500年前，西方人在面对咄咄逼人的奥斯曼帝国和灿烂辉煌的明朝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西方文化在几百年后会领导世界潮流。而今天，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中国人也应具有这种前瞻性的眼光。中华文明的振兴不仅需要经济腾飞，更需要一种深层文化精神的重铸，以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就像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通过回顾宗教改革运动对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影响，我们可以了解信仰的力量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进而反观当下。

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发轫于意大利，15、16世纪达到顶峰。这场复兴运动创造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文学艺术作品，突破了神性的束缚，极大伸张了人性的权利。与文明开化的拉丁语世界不同，在相对贫穷蒙昧的日耳曼语世界，爆发了一场下里巴人特点的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都具有突破中世纪天主教专制的意义，但二者的主观动机和历史后果迥然不同。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是为了弘扬人性罗马天主教会，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为了重振神性。这场追求神圣目标的信仰复兴运动在无意中导致了世俗世界的巨大变化。

“因信称义”：解除精神的捆绑

宗教改革运动的基本内涵体现在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中，即一个人得救的根据就在于内心真诚的信仰，而不在乎外在的所谓“善功”。在中世纪，人们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对此生有罪和来世得救的观点深信不疑。而一个人是否能够进入那个幸福的彼岸世界，关键的钥匙就掌握在罗马教会的那些大大小小神职人员手里。特别是到了13世纪以后，罗马教会开始公开兜售所谓的赎罪券，把罪行的赎偿变成了明码实价的金钱交易。这样一来，基督教信仰就必然会走向形式化和虚假化。

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针对罗马天主教会推销赎罪券。在信仰纯正的路德看来，一个人灵魂得救的根据在于内心信仰，不需要依靠赎罪券这种虚假的东西。1517年10月31日，他在德国维腾堡大教堂门前贴出反对买卖赎罪券活动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虽然宗教改革运动最初是由赎罪券而引发，但背后还蕴藏着很多其他深刻矛盾，例如民族文化方面，即从中世纪就积累下来的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的矛盾。在中世纪，掌握着教会权力的拉丁民族，尤其是有教养的意大利人长期对淳朴蒙昧的德国人和北部欧洲人进行经济上的盘剥、政治上的愚弄和文化上的欺凌。在经济上，受命于罗马教廷、自成一统的天主教会兼并了大量土地财产，成为欧洲最大的庄园主；在政治上，罗马教皇把德意志大大小小的封建王侯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操纵着欧洲的政治生活；在文化上，当时教会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日耳曼人长期以来一直被拉丁神父们看作是听不懂上帝语言的蛮族。

马丁·路德发起的这场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人与上帝之间不再需要神父、主教、教皇等神职人员作为中介，每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内心的信仰，凭着自由的精神，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在中世纪，西欧一些国家1/3甚至1/2的土地都被教会占有，教会也就成为国中之国和国上之国，利用自己掌握的属灵特权而捞取现世利益。当路德公开提出“因信称义”的思想时，罗马天主教会在属灵问题上的权威性就受到了质疑，神职人员作为信徒与上帝之间中介者重要意义也遭到了否定。

马克思在评价路德的历史功绩时，说了两句非常精辟的话。第一句话说：“路德打破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树立起信仰的权威。”第二句话是：“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是因为他把俗人变成了僧侣。”僧侣就是指罗马教会大大小小的神职人员，在中世纪只有他们懂得拉丁文，拥有解释《圣经》的特权，因此成为平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者。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为德文。从此以后，每一个粗通文墨的德国人都可以自己去阅读母语的《圣经》，直接聆听到上帝的教诲，这使得宗教信仰真正充满在虔诚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开创了内在的精神自由。从历史角度来看，路德的宗教改革塑造了近代德国文化的基本特点，对近代德国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注重内在精神自由、轻视外在实践活动的宗教传统，既导致了近代德国人在神学和哲学领域中的辉煌成就，也造成了近代德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积弱不振。

教产还俗：实现原始积累

路德的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新教的产生，路德教（信义宗或福音派）成为新教的第一支主流教派。在路德改革的影响之下，一支支新教教派纷纷摆脱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而建立起来。16世纪新教的第二支主流教派是英国的安立甘宗，该派又叫圣公会或英国国教会。英国的宗教改革活动最初是由国王自上而下发动的，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由于一桩离婚案而与罗马天主教廷分道扬镳，揭开了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序幕。后来英国的宗教改革一波三折，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所倡导的安立甘宗、已被推翻但却始终试图复辟的天主教，以及更加激进的加尔文教（英国清教徒）之间展开了极其复杂的宗教抵牾。这种宗教上的抵牾又进一步引起了政治上的冲突，酿成了从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清教徒革命”）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并最终通过《权利法案》的颁布而达成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妥协，确立了英国宗教宽容和宪政民主的基本格局。

与马丁·路德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所开创的内在精神自由不同，英国宗教改革的历史后果更多地体现在实践领域中，具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就是把英国最高的宗教权力从教皇手里转到了国王手里，国王不仅是英国最高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英国最高的宗教领袖。从此以后，罗马天主教皇再也无权对英国的政教事务指手画脚了，英国王权借助宗教改革运动而加快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步伐，使英国迅速成长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

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历程，在政治方面首先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成长。王朝国家是封建领主通过家族联姻制度来维系的一种国家形式，其疆域和臣民随着封建贵族之间的婚姻和继承关系而变化，一般民众对于国家缺乏认同感和爱国意识，国家只是封建领主的私器。民族国家则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具有相对固定的疆域和人民，建立在全民族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民族国家在近代西欧社会中的成长，是与中央集权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正是通过宗教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与路德的宗教改革较多地侧重于信仰和神学问题不同，英国宗教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国王的权力，再利用宗教权力来影响国内的政治事务，可以在政教合一的便利条件下来推进发展，调动起英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爱国心。所以英格兰作为西欧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现代化转型的开端就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英国后来一百多年的政治发展也与宗教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宗教改革的持续发展，最终促成了英国的政治革命和改良，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

英国宗教改革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中世纪，大量土地都掌握在天主教会手里。天主教会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从来不向世俗王权纳税，只对罗马天主教廷负责。因此，当英国国王由于离婚案而不得不与罗马教皇翻脸、被迫在英国进行宗教改革时，他一方面通过法律把自己确立为英国最高的宗教领袖，另一方面则宣布没收天主教会在英国的所有田产。这时英国的圈地运动已经开始，以低廉价格购得大片教会土地的乡村地主就将这些土地用于养殖，收获羊毛，发展纺织业，极大地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可见，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宗教改革所导致的教产还俗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国王亨利八世这样做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大量的教会田产被一些新兴的乡村地主所占有，自然使其成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和圈地运动的主力军。他们一方面坚决反对天主教在英国的复辟，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使英国在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宗教冲突与政治冲突之后，崛起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善功观念：“清教徒”带来资本主义

新教的第三支主流教派是加尔文教。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加尔文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赋予了世俗劳动或日常工作一种神圣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到教堂里去做祈祷、忏悔，或者向教会捐献财产才是神圣的宗教活动；世俗活动则是指平凡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对灵魂得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按照传统的基督教理论，只有贫穷的人才能进天国，富人是进不了天国的。但加尔文教的一个重要神学观点却认为，一个人如果被上帝所拣选，他内心中一定会充溢着真诚的信仰，行为上也相应地会表现出某种善功。马丁·路德认为一个人仅仅凭着信仰就能够被上帝所拯救，但加尔文却认为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需要外在的善功。但不同于中世纪天主教所宣扬的那些虚假的、形式化的活动（如买卖赎罪券等），善功是指实实在在的日常工作或世俗劳动。按照加尔文教的观点，上帝让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中，就是为了让他兢兢业业地从事职业劳动。一个人越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就越有资格成为上帝的选民，从而证明自己是蒙受上帝救恩的人。这种神圣的善功观念极大地加强了人们勤奋节俭、发财致富的世俗美德。加尔文教公开鼓励发财致富，只要发财致富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是为了增加上帝在世间的荣耀。

加尔文教无意中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那些在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的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的成功是蒙受上帝恩典，自己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人。这就是所谓的“自助者，天助也”！

“勤奋节俭”这四个字代表了加尔文教对待现实生活的基本态度。一个人如果游手好闲、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他是被上帝抛弃的人。加尔文教的这种宗教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些勤奋工作、节俭生活的加尔文教徒在英国和北美被称为“清教徒”，他们无意中都成为最早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在一种新教伦理的鼓舞之下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是在一种神圣观念的指引下从事世俗活动的。

对比一下中国，可以发现极大的差异。中国明清之际的那些商人，如山西的晋商，为什么就没有能够在中国发展出资本主义？除了当时中国人重农轻商、务本抑末的传统观念的制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财致富的经济活动缺乏一种神圣观念的指引。晋商们一旦发了财就去娶小老婆、买官鬻爵，发财致富的目的就是为了大肆挥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许多致富者也是如此，有了钱就去花天酒地、摆阔斗富，说到底就是因为心中缺乏一个神圣的观念。

“清教徒”的意思就是指一个人拼命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却很少去消费财富。这种生活态度当然符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要求，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加尔文教的宗教信念无意中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20世纪西方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世俗世界的巨大成就，往往是圣城工作的意外收获。”人们的眼睛本来是盯着天国的，却在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世俗世界。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神秘主义味道，但仔细想一想，它是符合辩证法的。世间的一些伟大成就，往往是在追求神圣目标的过程中无意产生的。资本主义这种充满了世俗色彩的经济形态，最初却是产生于某种确认蒙恩状态的宗教信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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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的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后果。由于宗教改革，宗教信仰逐渐成为一个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信仰和《圣经》成为他与上帝相沟通的唯一依据，人们在自己心中重新发现了宗教。通过宗教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控制，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开始从君主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同样，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那些怀着虔诚信仰的清教徒们，出于为上帝作贡献的神圣动机，无意中推动了世俗世界的繁荣昌盛，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纪元。

回顾西方社会转型的历史，宗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思中国当下，一个民族的崛起是不可能在一种只要经济繁荣，不要精神根基的漂浮状态中进行的。急功近利可以缓解一时的文化焦虑，但绝不是一个落后文化的自我更新之途。只有通过漫长而艰难的文化重铸，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状态，使中国文化跃升到与强势的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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