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界输出核心价值|中欧商业评论

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也更为完善。这四个价值就是：安全、公益、信赖和学习。它们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是为核心价值。

 文 ·黄万盛   刘涛

学术回到生活世界

刘涛：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除了经济原因，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历史社会背景？
黄万盛：我们看到，支撑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和基本经济制度的仍然是民族主权国家时代的意识形态遗产，而经济活动却已经越过国家的疆界，成为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深刻的落差。国家仍然以国家利益来规范和要求经济活动，但企业家、金融家、商人、投机客却在满世界开辟经济的新大陆，资本、技术、产品的流动轻而易举地瓦解各种各样的国家管制，政治家的保护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苍白无力。
这次金融危机是肇端于美国，可是它几乎在同一时间残酷地打击了世界的所有地区，欧洲、亚洲，皆无例外。经济危机也已经是世界性、全球性的了。应对危机的过程也充满了民族主权国家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紧张对峙。世界的地理观念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东方还是西方，都必须面对一个共同的转变：即全球社会。
所谓民族主权国家，它积累了一套意识形态、一套价值谱系、一套社会法规和一套运作制度。但所有这些，突然面对势头如此之大的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之中，国家会如何改变，社会会如何改变，政治的职能是什么，经济的本质在超越国家之后应当是什么，个人在全球资源中其生活观念会如何重新建立，人与人会面临什么样的矛盾，如何来调节？这些都是问题。
所有领域都在出现全新的课题，包括导致全球化加速的技术领域本身。我们称之为资讯社会。资讯社会对生活观念的改变，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都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不仅仅中国的学术界，西方学术界的反思也都不够。
在这个时刻，学者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学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
刘涛：对。学术创新要与制度创新关联起来。学术不是在象牙塔中，而是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学术创新一定要转化为制度，方是学术之大用。
黄万盛：从维柯到福柯，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回到生活世界。价值理念、价值哲学是基本的核心问题。今天，我们讲学术创新，讲制度创新，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价值理念如何建立。在学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背后，有没有深刻的价值理念支撑。

当下的强势价值及困境

刘涛：接着谈谈当下流行的一些强势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怎么样？
黄万盛：好。“十七大”报告很多处讲到民主、自由、平等。可见，即使是中国最高的意识形态也在关心这些问题，这在情理之中，如果中国真正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处理这套价值原则和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关系。
这是由西方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一套价值理念。这一套近代的价值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一直带动西方走到今天。毫无疑问它是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套价值也有重要的缺失，它在西方现代社会语境中也面对各种各样无法回应的困境，西方的学者也在不同程度地反思和发展这套价值。
我看到国内有学者批评普世价值，我不知道他们的问题背后的具体针对是什么，但是从所得出的结论来看，似乎有些过分了。不管地方经验是多么特殊，从非洲到美洲，从亚洲到欧洲，在世界各个地区，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作为基本价值的认同是普遍共识。难道我们还要回到中世纪和奴隶社会？
事实上，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突飞猛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今天中国民间的自由度要远远大于“文化大革命”时代，广大民众有积极性参与经济建设，能说自由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价值吗？
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些价值是不是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是不是就是这些？它们作为普世价值是不是够了？难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积累的价值资源可以不是普世价值？仁爱、民本、同情、礼让、和谐、修养，对于其他地区的生命共同体就不是价值资源？
不妨将这些价值放在一起来作具体讨论。自由固然是一种价值，但它跟平等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我要个人的自由时往往会损坏平等，美国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共和党上台就要强调自由，放松市场管制，结果富人得了很多好处，贫富差距加大，民主党上台时发现自由过度，社会公共问题，缺口很大很多，于是着手解决平等的问题这样往往会高征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自由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这两个价值本身往往不能自洽，突出平等的时候往往伤害自由，突出自由的时候往往伤害平等。
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曾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涉及美国的南北战争。诺齐克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发现，南方的军队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同仇敌忾地抵抗北方。
刘涛：《乱世佳人》就是写这个。
黄万盛：诺齐克找到了这些审讯南方黑人俘虏的记录。法官问，“我们是去解放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和奴隶主联合起来抵抗？”那些黑奴说，“谁要你们来解放，你们将我们解放了，给了我自由，但我们去哪里吃饭。你解放了我，就再没有人对我负责了。”
诺齐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有没有选择做奴隶的自由？这是个深刻的问题。这是由自由内在的不完整造成的。通常来说，自由意味着不受外力威胁的选择，你是自由的，意味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你的目标，你的领袖。可是，如果他选择的是放弃自由，你能不能接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我才说，自由背后有更深刻的问题，即责任。当你追求自由的时候，你对自由所负的责任是不是有清醒的认识。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许愿，不是一个空洞的权利，自由是一种生活，一种需要负责任的生活。
刘涛：我觉得孔子说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真正的自由。黑格尔亦区分：自由王国和自然王国。胡来不是在自由王国，而是在自然王国。
黄万盛：只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还不够，还有“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才是最精彩的。要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长期的培养和修炼。孔子把自由看作一个成长的过程，是生命历程无止境的追寻和成全，这是真正了不起的大智慧。前面提到的诺齐克的困惑，在孔子这里就不存在。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之所以如此看重正义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知道平等还不是最深刻的问题，平等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东西，公正应当是更深刻的价值。
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另外的问题，即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人与人沟通应该存在一个理性原则，他是在反思和发展启蒙以来的这些价值。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重要资源可以参与建设。比如北宋大儒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比如“推己及人”，比如“诚”，比如“信”，交往的形上学、存有论、功夫论等，两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关怀重点，这些深刻资源为什么不能参与西方价值的改造建设呢？
刘涛：那么民主的价值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黄万盛：民主当然是一个深刻的价值，但西方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很多教训，不仅要吸取其经验，也要吸取其教训，才能实现制度创新。
罗尔斯提出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建设公共理性比一人一票更为重要。每个人都是一定程度的偏执的人，该怎么办？怎么能从政治哲学上说明多数人就一定是正确的，合理的？历史上由多数造成的灾难比比皆是。可是民主必须是多数决定，所以这其中有一些深刻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才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提出来。
公共理性只是一个政治哲学的话语，怎样转化为可以操作的制度？这是个问题。阿玛提亚·森基于印度的经验，提出另外一个词叫 Public Reasoning，即是公共伦理，将其变成一个动态过程。国家的重大决策一定是各利益集团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论辩，这样就将民主从选举机制转变为管理机制。
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强势的价值，在遇到从民族国家到全球社会，到资讯社会的历史变革的时候，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中国的价值原则

黄万盛：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要了解这些价值的发生和变化，更应该了解中国的资源能够做什么，这才是我们主要的任务。
刘涛：我们刚才讨论了西方的强势资源，您觉得中国的“文化资本”中哪些比较值得注意？
黄万盛：中华民族起码有四个价值资源，要比自由、平等、民主更为重要，而且从价值结构来说也更完善，不需要另加条件前提，这叫做核心价值。这些价值是：安全、公益、信赖和学习。
第一是安全。天道人心，体恤苍生，以民为本。人民有免于贫困、免于战争、免于迫害、免于恐惧的权利。安全是民本的最大要务。安是安身立命，不是动物性的存在，是真正知道自己怎么生活。
第二是公益。公益比公义要大，公义主要是精神原则，但公益是转化为社会现实和社会福祉。要做到公益社会，不发展信赖是不可能的，真正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发展宽广的同情。
第三是信赖。从诚道可以推出信赖，从信赖可以发展连续的社群意识，由此而及大同。我讲的信赖是在公益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所谓天道无欺，一视同仁。
第四就是学习。不通过学习，永远达不到目标。一个人活着若知道要学习，这个人的暴戾之气会减少，往大说战争亦会减少。学习才是和平的保障。美国现在的傲慢是因为他们完全成了教导的文明，他们自认为拥有最好的制度，故要将民主等送到世界的四面八方。
有西方学者曾经问我，中国不是宗教传统的国家，它的精神世界是怎么维持的？社会生活准则靠什么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不是把终极关怀建立在宗教基础上，它的终极关怀不是可以感性化的天堂，不是生前赎罪、死后兑现，不是末日审判、成圣或成魔。中国智慧中的终极关怀是一个信念、一种向度，它坚定地相信人具有无限完善的光明前景，人可以在现实生命中不断超升。而这种信念的达成，这种完善和超升的通途，就是学习。
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开放体系。所以《论语》第一个字就是学，“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习是快乐的人生。
知识分子的使命
黄万盛：一个国家形象的建立不仅仅靠财富，还要靠其背后的价值。很多小的国家事实上是积累了宝贵的生活经验，比如基督教的经验是在耶路撒冷发展出来的，那是多么小的地区。
所以孔子重视文化的力量，而不是靠政治暴力来维持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社会如果靠军队和警察来维持，那一定是短命的。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的出现主要就是靠税收、军队和警察。在这方面，哈贝马斯有突破，他的交往理性看到对话、聊天、茶馆、圆桌对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意义，这就接触到文化资本的运作了。
刘涛：士是四民之首。我想近代很多知识分子慨然以士自任，自觉去“弘道”，这从近现代中国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黄万盛：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朝政有着极强的参与意识，就是要参与其中，使得这个政治系统符合天道人心。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对政治绝不信任，这是自觉的体制外的批评意识。所以，我说西方是批判的建设性，中国是参与的建设性，两者不同。
和谐社会，重要的就是参与。中国名留青史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因为抗议精神，但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大传统的不单纯只是抗议精神，亦有合作、参与，为民请命就不能只用抗议精神来理解。
中国知识分子志在“君王师”，要教育君使之合乎天道，其责任比君还要大。所以他们的参与不是空洞的，一是教育和培养，二是辅佐，三是批评，四是抗议。如果这个朝廷真是无药可救了，知识分子可以跑到民间，成为抗议的领袖。所以知识分子是在庙堂和江湖之间。这个参与是既参与社会，又参与政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转变社会当做政治目标，而不是将政治利益当成最高的目标。
西方的批评传统当然有价值，对政治可能的作奸犯科始终保持警惕，防止政治的腐化。但其问题在于，他们不能将政治的有价值的方面凸显出来，只是强调了政治的阴暗方面。法国当年甚至有这么极端的言论：“宁可跟着萨特犯一百个错误，也不跟着雷蒙·阿隆做一件正确的事。”雷蒙·阿隆是西方的异数，他参与政府政治，做文化部部长；萨特则是连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热衷于游行和抗议的街头政治。
中国与此不同。我们有独特的资源，问题是我们的资源被灰尘蒙蔽得太久了，我们要将其打扫出来。首先使得这些资源可以参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然后在全球化的时代亦会进入世界之中。我有一个信心，如果参与的建设性得以充分发挥，民主可能会发展出新的形态，民主的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这里既是学术创新，也是制度创新。这是需要有使命感的，下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或许情况会好些，至少我有这样的期待。
［本文是刘涛副教授在访问哈佛大学时与黄万盛教授的思想对谈，本刊整理并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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