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新的历史观|中欧商业评论

行政体制改革是目前国内思想界争议最激烈的问题。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社会各界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一般的表述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另一个转轨也悄然发生，就是从单一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并存的转轨，目前是国资、外资、民营资本三大资本主导着中国的经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导致了公有制一元经济解体。改革开放30年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资本、技术、管理都参与了分配。古典经济学讲的三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以及管理和技术都开始参与分配，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形成了。
多元化分配的利益格局形成以后，社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多元的利益是不是要有多元化的代表？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因此，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胡锦涛提出了要建立和谐社会。中国政府也一直努力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试点，将不同的利益群体纳入合法轨道，以适应利益多元化的要求。

近代以来构建新历史观的努力
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回答政治的合法性问题。自由主义者把政治合法性归于公民的同意设计，中国的《宪法》也承认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来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在我看来，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渊源不仅仅是西方的人权理论，而是中国的历史。
首先，国家需要有一个历史观。历史观就是告诉人民，我们现在处于何地，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也就是说，引领一个民族前进的执政党要告诉我们目标在哪里，这个目标如果多数人认同了，它就执政有道。
其次，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讲，中国传统文化是史官文化。古代对传统典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但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经也是史，六经都是史。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尊重历史，如此辛勤地记录历史，并力图从历史中引申出对当代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启发。
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以至于中国人无法按原来的历史经验来理解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法从历史上寻找到抵御从东南沿海过来的敌人的依据。因为中华民族只有一种经验，就是对付西北或北部马背上的游牧部落的经验，海上的“游牧部落”从未对中国构成过根本性的威胁。对于工业革命后手持热兵器的西方列强，我们传统史书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寻找。
最初，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按照传统概念来理解时局，后来发现这是行不通的，必须去西方寻找新的理论、新的技术，同时还提出要“重建中国的历史观”，要以新的历史观，来回答“我现在在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尝试建立新历史观的是康有为。康有为思想来源于“公羊学”的“三世学说”。东汉的公羊派大师何休讲过，人类的进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据乱时期，最后是升平时代，而后是太平时期。康有为托古改制，在公羊三世说的基础上，把《礼记·礼运》的“小康”、“大同”和近代进化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人类社会是变易和进化的；社会历史进化沿着聚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道，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一世比一世文明进步，进而达到“太平大同”这一人类最美满极乐的世界。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试图从儒家史观的角度解释自身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改革方案，尽管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了，但中国人从思想、历史观启示未来的努力并未停止。

中国近现代三大思想流派的形成   
近代以来，对新历史观的追寻产生了三大思想流派，一直延续至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演进。
自由主义的兴起  严复是最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曾经在英国学习船政，回国以后科举不第，郁郁不得志。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积极奋发，翻译大量从英国带回的著作，人权、平等、自由这些概念都是他引入的。后来还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当然，严复的著作也是宣扬自由主义的，同时也注入了进化论思想，最著名的就是《天演论》。《天演论》当时提出的核心就是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思想的根基，一是自由主义，一是进化论，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美好幻想，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又点亮了另一盏明灯。当时苏联第一个宣布废除在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庚子赔款等。庚子赔款的48%是赔给德国和俄国的，德国战败免除了庚子赔款，加上苏联的免除额度，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使得马列主义传进中国。1919年以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信仰马列主义，这一股思潮迅速在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文化保守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先进的西方的内部矛盾”。1919年，梁启超访问欧洲，拜访了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基于对一战的体验，连欧洲的思想家对西方文明也产生了怀疑。梁启超回国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开头一段就说要回到东方来，中华民族要拯救西方。紧接着，另一位年轻的思想家梁漱溟公开提出要勃兴儒学，后来熊十力、冯友兰这样一批学者属于文化保守主义。
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三个思想流派基本形成。
1949年建国以后，马列主义一直占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自由主义开始在经济领域大行其道，并逐渐进入政治领域。

从中国看中国，从历史发现未来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最主要是差异性，第一是区域差异的出现，第二是城乡差异并存，第三是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差异。在出现三大差异并存、社会道德滑坡、官员腐败的背景之下，一股新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抬头。
当然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整个综合国力的增长，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中国人对改革开放有信心，对中华民族的崛起有信心。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以及2009 年建国60周年大庆，就反映了中华民族取得了一定的自信。因为奥运会本身是西方人创立的，奥运会设置的项目是西方人的，奥运会制定的标准也是西方的，我们按照西方的标准同西方比赛，我们也能赢。
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节目大都是反映中国古代的艺术和文化，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第一次呈现了迷人的光辉。在过去，扔都唯恐不及，就是要割断。
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对要求中国这60年的政治体制本身，甚至对过去100年的历史重新加以理解和认识，也就是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立场来重新认识。
以中国为立场是要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不要把西方的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而要以中国的现实和文明发展为立场来看问题。

平视和对话：以中国为方法
我们要求西方平视我们的权利，也要自信地平视西方，平视才能有效地对话。我觉得这个时代到来了。这样的平视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现代建立的制度放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进程当中加以理解，而不能完全放在西方的规则下去理解。
这个要求以中国为中心来理解中国自身的过程在学术界刚刚兴起，。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需要。这个思潮的兴起，受到了西方学术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要求的影响。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沟口雄三教授专攻宋代到近代的中国思想史，他要求日本的学者要以中国为中心考察中国的事物。沟口雄三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是学谁的。学苏联吗？他说不是。沟口雄三考证，中国的土地革命从宋元明清一路走过来，历史有其自身的脉络，中国革命的发生有其自身的原因。而且他指出，中国输入的许多西方概念一定有中国自身的理解。
西方研究中国的第三代汉学家也有要求以中国为中心来理解中国。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麦迪森教授最著名的著作是《世界经济千年史》。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从公元960到公元2030年》一书中，统计了中国从公园960年到现代的经济数据、人口情况和综合国力。他的结论很简单：从公元960年到1800年，中国一直是最发达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人口和GDP都占世界的33%左右。麦迪逊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恢复曾经在亚洲的位置。
德国前驻华大使康拉特·赛茨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前德国大使看中国）》，他说，中国已经崛起，而不是将要崛起。他还说，中国的崛起有它自己的历史缘由，必须从中国历史本身来理解中国，因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和西方太不一样。
西方人也在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外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Bell）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著作包括《从马克思到孔子：中国政治未来的文本变化》。贝淡宁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有政党，叫“儒家党”，中国古代就是党国一体的机制。什么叫儒家党？儒家由三个要素构成：第一，它有经典著作；第二，它有精神领袖孔子等；第三，它通过科举制度实现对人才的选拔和国家的统治。
所以，有学者将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叫做“责任政治”，即执政者是有责任的，要对人民负责任。如果不负责任就会失民心；失掉民心，人民革命就是有理的。孟子说，如果你不负责任，人人得而诛之。
今天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发展都是与历史密切联系的，只能也必须用中国历史的视角来解释。

社会转型必须服从三大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各种利益关系更为突出，因此需要民主和法制来解决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和法制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个政治体制必须服从社会目标，民主制度和法制都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必须服从当代中华民族三大目标。
第一大目标是政治上的统一。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大一统的经验，只有统一才能够强大，分裂就会导致战争和衰退，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二大目标是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改革、稳定和发展的问题。改革开放必然面对两大问题，即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
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一生经历了七个政权，目睹了无数的暴乱、骚动和人民起义。他在分析法国从君主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神学社会向科学社会的转型时发现，转型过程中法国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各派斗争你死我活。所以，孔德提出社会学的中心任务是秩序与进步。秩序就是稳定，进步就是发展。
第三大目标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能保持经济的有效增长，发展和稳定就很难保证。日本十几年来好像没有大的发展，但日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完成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但对中国来说，有1.5亿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能不能长久地接受这种命运呢？因此必须有社会保障。然而，社会保障仍然有赖于经济增长。没有就业和财富的增长，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日本在1984年建立了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1990年经济崩溃后就养不动了。小泉首相进行改革的砍掉了很多支出，经济又重新启动了，但自民党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失去了政权。
所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尤其是中产阶级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将成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当代的行政体制改革，因为它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今后的行政体制将走向哪里？目前我们并不清楚，但历史提供了一个视角，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本文根据曹锦清先生9月8日在《中欧商业评论》和传习社·实践管理研究会主办的系列人文讲座的演讲整理而成。］

曹锦清
著名社会学家，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著作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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