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衰亡叙事|中欧商业评论

永恒的“罗马帝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任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Romulus Augustus）被日耳曼族领袖奥多亚克（Odoacer,435～493）罢黜。这一事件为残喘多时的西罗马帝国画下句点，也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结束。

今天，任何一个到意大利旅行的游客，从“万神殿”（Pantheon）、“罗马广场”（Roman Forum）与“大竞技场”（Colosseum）等废墟，仍能凭吊和想象罗马帝国昔日的宏伟与荣光。从罗马建城（公元前753年）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公元1453年），罗马帝国绵延于世2200多年，如此悠长的存在容易予人一种永恒感；而即便罗马帝国早已消逝，这些遗迹仍让它的故事继续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罗马帝国在西方的衰亡，诚如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朋（Edward Gibbon）所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幕。这个曾雄霸地中海世界千余年的帝国，何以竟在公元476年以瓦解告终？

自公元1776年吉朋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来，这个问题曾不断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历史学家的解释更是聚讼纷纭。

这一篇短文主要是在介绍“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目的是要让人们理解一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瓦解的，并说明罗马帝国衰亡的文化史意义。

“罗马和平”：帝国的盛世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罗马帝国从兴起到达极盛，历时将近千年。它是由意大利拉丁乌姆平原（Latium）的一个“城邦”（city-state），逐步扩张而成。根据传说，罗马人在公元前754年建城，早年曾受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的统治，接受君主政治。公元前510年，罗马人起来革命，驱逐伊特拉斯坎人，并废除王政，改行“共和”（Republic）。

公元前4世纪起，罗马人为确保城邦安全不断对外作战。他们征服拉丁乌姆平原，兼并意大利各族，攻下南部希腊殖民地，公元前3世纪中期统一了意大利。罗马人继续往海外扩张，首先击败迦太基（Carthage），取得北非与西班牙；继而进军东方希腊化地区，攻下马其顿王国（Kingdom of Macedon）与塞琉西王国（Seleucid Kingdom），并把埃及托勒密王国（Ptolemaic Kingdom）收为附庸国。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已是君临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但此时，罗马却陷入百年的内部纷扰，平民与贵族斗争，元老院与军人对抗，最后演变成野心军人的夺权内战。在这些冲突中，“共和”体制趋于瓦解。公元前31年，屋大维（Octavian, 公元前63～公元14年，在位公元前27～公元14年）在内战中胜出，大权独揽；4年后，元老院尊他为“奥古斯都”（Augustus），罗马政体过渡到“帝制”时代。

不过，内部的纷争并没有削弱罗马扩张的动力。共和后期，对外征服经常是野心政客建立功勋、累积政治资本的工具。直到公元2世纪，帝国继续扩张，疆域西起不列颠，东到叙利亚，北起莱茵河与多瑙河，南达北非。罗马帝国达到鼎盛，吉朋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描述其盛况：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据有地球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勇士，防卫着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能发挥温和而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一体。其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着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

这个时期，史称“罗马和平”（Pax Romana, 公元前27～公元180年）。当时，帝国内部秩序安定，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城市繁荣，一片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景象。

“第三世纪危机”：衰亡的开始

但是，罗马帝国却陷入严重危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史称“第三世纪危机”（The 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 180～284年），帝国几乎崩解。何以如此？

“第三世纪危机”是由帝位继承的纷争所引发，但这又与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奥古斯都当年取得政权后并未径行称帝，而称“第一公民”（Princeps）。他表面上仍尊重“共和”体制，自不便明定继承人。当然，凭借他的威望与军队的忠诚，他之后的四任皇帝都由其家族成员担任。不过，奥古斯都未确定帝位继承原则，却开启了尔后军队干预之门。

罗马帝国军队包括侍从皇帝的“禁卫军”（Praetorian Guards）与行省驻军，禁卫军因接近权力核心，早先常操控皇帝的废立，后来行省驻军也起而效尤。公元41年，禁卫军拥克劳狄乌斯（Claudius, 在位41～54年）继位，开禁卫军拥立皇帝的先例。公元68年，皇帝尼禄（Nero,在位54～68年）受元老院与禁卫军逼迫自杀，行省驻军纷纷拥立自己的将领争位，则开启行省驻军拥立皇帝的先声。

军队参与帝位争夺，暗杀、内战不已，政局不安，直到涅尔瓦（Nerva, 在位96～98年）登基后情况才改善。涅尔瓦之后几任皇帝都无子嗣，乃从元老中选贤明者认为养子，再传以大位。此一措施确保帝位继承的稳定与皇帝的贤明，图拉真（Trajan, 在位98-117年）等五位皇帝皆以此得位，号称“五贤帝”（Five Good Emperors）。这也是罗马帝国最和平、繁荣的时期。

公元180年，奥里略破坏此一惯例，传位给儿子康茂德（Commodus, 在位180～192年），康茂德暴虐无道，受人憎恨，公元192年在宫廷阴谋中被禁卫军杀。他死后，帝国陷入帝位争夺危机的动荡中，直到公元193年，多瑙河守将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 在位193～211年）在内战中胜出得位，危机才解除。

塞维鲁之后，行省军队越发跋扈嚣张，恣意干政，常为金钱与利益更换皇帝。公元235至284年，罗马出现26位“军营皇帝”（Barrack Emperors），帝国几乎沦为军人天下。

3世纪中期是罗马帝国自成立以来情势最险恶的时期。这段期间，罗马宫廷政变频传，军人夺位连连，杀相循。上述26位军营皇帝中，只有一人得以善终，其余大多遭到暗杀。罗马军队长期耽于夺权、内战，自然荒废了战备、边防，遂予虎视眈眈的外族—尤其是日耳曼部族（Germanic tribes）—入侵的机会。

日耳曼部族的压力

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在日耳曼族的手中。公元2世纪以来，日耳曼部族蠢动渐成为帝国头痛的边防问题。到第3世纪中期，内部危机削弱了帝国的军事防卫力量，更予日耳曼部族入侵的机会。

日耳曼部族—罗马人眼中的“蛮族”（Barbarians）—原居于北欧一带，过游牧生活。由于北地严寒，谋生不易，日耳曼人逐渐南迁，其中一批往西南迁至莱茵河北边，包括法兰克人（Franks）与阿拉曼人（Alemanni），另一支东南迁至乌克兰一带，最著名的一批是日后灭亡西罗马帝国的哥特人（Goths）。

日耳曼人最初与罗马人和平相处，因其质朴、勤奋，常被罗马地主雇佣为家仆，有些还应募进罗马军队服务。日耳曼人憨直，经常受罗马人欺凌，累积诸多怨恨，引发不少冲突。公元166年，一支日耳曼人突破多瑙河防线，侵入意大利北边，皇帝奥里略穷数年之力才将其绥靖。

从3世纪前半期起，由于边衅日亟，帝国边境少有宁日。公元251年，哥特人侵入多瑙河诸省，皇帝迪西乌斯（Decius, 在位249～251年）出兵阻挡，却战败阵亡。260年，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在位253～259年）东征帕底亚王国（Kingdom of Parthians），战败被俘。消息传来，西境高卢乘机独立，东边帕尔米拉王国（Kingdom of Palmyra）亦夺取亚洲诸省。日耳曼族更乘机南侵，进至意大利北部，帝国边防全面崩溃。幸赖皇帝奥勒良（Aurelian, 在位270～275年）的努力，击退日耳曼人，重建北方疆界，罗马帝国才转危为安。

公元5世纪，日耳曼人频繁进出西罗马帝国，如入无人之境。410年，西哥特人向西罗马政府要求土地不果，在阿拉里克（Alaric, 约370～410年）率领下反叛，洗劫罗马城；452年，匈奴领袖“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 约406～443年）入侵意大利，大军所至之处片瓦无存；455年，汪达尔人（Vandals）从北非渡海攻进意大利，大掠罗马城十余日。日耳曼人连年入侵，西罗马政府几乎失去防御意志。

罗马国防的脆弱性

罗马军团是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劲旅，称雄于地中海地区数百年。但曾几何时，日耳曼部族竟在帝国境内横行，而这支昔日劲旅却束手无策。罗马军团何以沦落至此？

然而，公元3世纪以后，帝国内外形势转变，罗马军队渐无法应付纷至沓来的军事挑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帝国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渐失主动性，皇帝哈德良在不列颠北部兴建“哈德良城墙”（Hadrian’s Wall）防范苏格兰蛮族，又整修“日耳曼长城”（Germanic Limes）以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来防阻日耳曼部，最能显示这一转变。

其次，罗马国境绵长，难以有效防卫。自奥古斯都以来，罗马帝国大致维持30个“军团”（罗马公民组成）和30个“辅助军”（行省人民组成），兵力大约25万～30万人。由于边界长达2万公里，罗马军团以步兵为主，军事上仅能遂行点的防卫，日耳曼人的骑兵很容易找到入侵缺口。

最后，军队素质渐差，战力下降。罗马军团一向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威名远播。但3世纪以来，罗马皇帝不时讨好军队，提高其物质给予，松弛军队纪律，素质渐差。皇帝塞维鲁还准许士兵结婚，并让家眷随住军营附近，影响到军队勤务。帝国末期，罗马士兵逃兵严重，部队长官又吃空缺，军团变得虚有其表，边防已实质上空虚。

外强中干的帝国

日耳曼人的入侵暴露出罗马帝国防卫体系的脆弱，间接显示了罗马帝国内部存在有结构性的弱点。

罗马自击败迦太基以后，很少再逢对手，帝国扩张似乎没有止境。直到公元9年，奥古斯都发兵征讨莱茵河北边日耳曼族的反叛，却在条托堡森林（Teutoburg Forest）战败，3个军团被毁。罗马帝国此后虽续有扩张，如公元43年征服不列颠与2世纪初征服北方的达西亚与近东两河流域区，实际上疆域改变不大。

3世纪时，罗马帝国疆域350万平方公里，国境线长达2万公里。帝国地理辽阔，种族庞杂，文化多元，与稍早前灭亡的以华夏族为主体东方汉帝国比，欲有效统治实非易事。

罗马人以少数统治多数，倚靠的是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与罗马驻军的武力威势。在“罗马和平”时期，罗马人固然能够有效维系其帝国，而一旦内部出现危机其统治优势就会受到挑战。

3世纪以后，接踵而来的压力迫使帝国调整策略。284年，戴克里先分帝国为东西两部，设一协同皇帝（Co-Emperor）于米兰，自己则镇守东方，两人共同治理帝国。戴克里先退位后，君士坦丁再度统一东西罗马，但并未解决帝国防卫的难题。

364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 在位364～375）自忖无法独力防卫帝国，再立其弟瓦伦士（Valens, 在位364～378年）为东帝，自己则为西帝，分别防卫多瑙河与莱茵河的边界。此后，罗马帝国逐渐走向东西分立。

罗马帝国走向东西分治似乎是势所必然。而这凸显了帝国结构的脆弱性。延伸到军事领域，是帝国后期政府动员能力下降。罗马帝国人口大约6000万，3世纪之前，皇帝随时都可动员10万兵力作战，但5世纪后，要征集3万人尚有困难。

对罗马人而言，服兵役本是一种特权与荣誉，因只有具公民权者才能当兵。罗马帝国也常予从军者以公民资格，吸引行省人民当兵。罗马的公民权意味着可以拥有财产和共有土地、担任公职等一系列权利。

罗马帝国人口虽然众多，但有免除兵役的特权者也不少。年轻人为逃避兵役，地主为保护劳动力隐匿兵源，政府常无法招足军队。罗马帝国的兵源枯竭，政府为了维持兵力，遂渐招募日耳曼人为兵。许多日耳曼人从行伍晋升为将领，掌握帝国军政权力，有些甚至被拥为皇帝。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 在位211～217年）为增加公民人数以扩大税基，公布《安东尼奥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宣布帝国境内所有自由人“均为罗马公民”。这在军事上造成反效果，因为公民权一旦普及，就不再具吸引力，人们不愿应征从军，加深政府征兵的困难。

此外，帝国后期政府财经状况恶化，也加速了帝国的崩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军队与官僚规模大增、宫廷花费浩繁、战争费用不断增高，财政压力非常沉重。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经常贬值货币，致使工商业受到伤害；而为保障税源，政府加强管制企业，更扼杀了工商业的活力。种种原因，导致罗马帝国经济的衰退。由于经济的繁荣不再，这一个庞大帝国自然难以再长久维持。

从“古典罗马”到“近代欧洲”

正如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其帝国也不是一日即衰亡的。有关罗马帝国的衰亡，吉朋在《衰亡史》中论其原因道：

罗马帝国的衰亡，乃是毫无节制的扩张（immoderate greatness）带来的自然而无可避免的后果。繁荣埋下了衰败的伏笔，而随着征服的扩大，其毁灭的因子也倍增；而一旦时间或灾难移走其人为的支柱，其庞大的构造遂被其自身的压力所压垮。

吉朋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其“毫无节制的扩张”，是一个具有历史洞见的论断。在吉朋看来，罗马帝国的走向衰亡其实是势所必然，反倒是其“能存在如此长久，才更令人感到惊讶”。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政治史看，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的灭亡，代表一统帝国（Universal Empire）在西欧地区的结束。虽然“拜占庭帝国”（Byzantium Empire）仍以“罗马帝国”之名，继续屹立于东方近千年，但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分裂、混乱局面。

然而，日耳曼族虽然摧毁了罗马帝国，却没有摧毁欧洲。他们的后裔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立国，逐渐发展成为近代国家。经历中古千年的摸索，欧洲逐渐从古典的一统帝国转变为近代的列国局面。换言之，罗马帝国的解体反成为近代欧洲国家兴起的契机，当今欧洲列国其实皆是当年罗马人眼中“蛮族”的后裔。

文化史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象征西方古典文明的结束，西欧自此陷入长期的文化低潮。不过，日耳曼人却在他们的新领地上，糅合古典希罗文明遗产、基督教文化与日耳曼人的传统，创造出一种新而活跃的“欧洲文化”。过去罗马人眼中的“蛮族”，变成今日文质彬彬的欧洲人。

这一批罗马文化的日耳曼继承者，不但从罗马帝国的废墟中成功地重建，并且逐渐壮大。公元1500年以后，他们透过坚船利炮，再度发挥优势，从大西洋出发主导了世界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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