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气的底线|中欧商业评论

“义气”不是坏事，但没有底线的义气，或者说是江湖气，却是坏事。
在知识经济、服务业经济、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剧，知识越来越隐性化，信息不对称增多，人际沟通越来越模糊化。这些条件下，长期的信任关系比短期的契约关系更为重要，更能节省交易成本。法制、契约能带来一般信任（体制性信任），却无法带来高度长期合作所需的信任。因此，综合了情感关系、共同志业以及相互认同义气是长期合作信任关系的重要来源。但假使没有底线，义气就会变成抱团恶斗，潜规则，结党欺上瞒下，黑社会化。

根本问题是底线缺失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江湖义气”泛滥，而是道德底线的沦丧。不仅中国，美国亦是如此。差别只在于，美国的没底线表现为玩法弄法，“华尔街肥猫们”发各式各样的“雷曼兄弟债”玩弄投资者，操控华盛顿政客立有利他们的法律，结果不仅把美国搞得鸡飞狗跳，世界也因之动荡不安；而中国这类人情社会、关系社会的底线缺失，则表现在搞特权、走后门、玩关系。瞧瞧一些企业家，一边高调搞慈善、找媒体拍照发新闻，捞各种政府组织或准社会组织颁发的头衔，一边干着见不得光的事，还封杀新闻甚至记者，威胁恐吓质疑者。
近年来出了不少中外合资合作以极其不快的方式中止的案例。平心而论，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在政策和系统风险层面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一个合约可以穷尽各种可能性。合约的不完备（无论是当初的无意，还是后来的故意）给后来的不和谐埋下了伏笔。然而有地雷不一定会爆炸。你要私有化一个核心资产，却不与利益相关者商议，甚至建构出一个政策上的禁令来吓阻其他利益相关者，这就属于没有底线的行为了，是习惯了权谋厚黑的文化的机谋技巧，它破坏了最基本的人际和谐，摔碎了长期以来互动合作建立起的信任。
底线缺失不仅是商业社会的通病，学界也是如此。有多少经济学家为华尔街肥猫们抬轿，为减少监管正名？知识分子原本应为良知的坚守者和社会的防腐剂，但依附权钱者，为稻粱谋而折腰、抑或语不惊人死不休者越来越多，不是歌功颂德，就是一副“我批评故我在”的嘴脸，为反对而反对；而其自身也为权欲控制，玩弄关系，成为学阀。

差序内外两相宜才是“义”

义的本质是中庸之道，是差序内外的两相宜。中庸即平衡，是在变化系统中保持动态的平衡，阴阳相容、两极并存，没有一方独大而压制多元的声音，失去异质互动的活力以及系统自我校正的能力。
然而，不同的人群对于义有不同的解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是分析中国社会的有效框架。一般来说，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将人际关系由近及远分为三类：家人（包括拟似家人）连带（tie）、熟人连带、生人连带（仅认识的人之间的连带）；不同层级有不同的适用法则，对应分别为：需求法则（大家共享，不分彼此，只宜曰义不宜曰利）、人情法则（一种伪装在拟似家人连带表象下的交换关系，讲求人情交换，不能明码标价和讨价还价，以义为先但也平衡利益）、公平法则（利益为先，可以明码标价、讨价还价、公平交易）。因此，生人有向熟人转变的动机，熟人也有向拟似家人关系进阶的意图。这就是圈内圈外的差异，所以谋圈内人身份和地位，成为差序格局基石上的中国人的典型行为。
因此，中国社会有不少人是拜关公的，就是因为他讲义气。除了勇猛，按政治谋略、军事策划，关羽算不得一等一的大将和高手，但其义薄云天可谓震古烁今：与刘张结义，生死与共，在曹刘之间，他宁取义兄不为利动；曹操对他好，他也不负曹操，用打胜仗来作“人情回报”，他不会因为与刘备的义气而辜负曹操。行义至此，谁曰不宜？毛宗岗称其“义绝”，深以为然。
作为现代社会的“入场券”，义气的底线是什么？不是为兄弟两肋插刀，也不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试想，如没有“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在前，桃园结义何以唱响古今？从社群主义和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义气的底线就是要与你的利益相关者保持信任和谐关系。为了小圈子人的好处，只讲哥们义气，却伤害消费者，伤害股东，伤害环境而荼毒邻居，这就是底线缺位。在熟人社会里，人际和谐靠乡规民俗来维系；在生人社会里，企望人人都是活雷锋无异于缘木求鱼。墨子的兼爱、孔子标榜的君子情怀、特蕾莎修女的慈爱，多数人都做不到。因此，底线问题的实质是，从你身边有接触互动的人开始，赋予责任感和承诺。家庭照管好了吗？对股东负责没有？对消费者尽职了吗？对员工尽责了吗？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做到，就跑去捐钱。说好听点是做公关；说难听点，等同于犯罪之前的遮羞布，犯罪以后的赎罪券。

三角型治理

破解底线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越益繁冗的严刑酷法，还是越来越厚实的契约文书？实际上，法制、层级也罢，关系、信任也罢，市场也罢，都是工具，都是正常社会治理和组织运行的一个要素而非全部。有效的办法是层级（建立在权力关系上的治理机制）、市场（建立在交易关系上的治理机制）、自组织（建立在信任关系上的治理机制）三角并立和平衡的治理结构，哪一方独大都会出问题。美国为什么颠簸至今？因为法制、市场过盛而自组织不足。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层级制压倒了市场，自组织更是少之又少。
自组织的形成通常有五个步骤：（1）人聚拢来，互动增强，关系越来越好；（2）产生小团体，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行为模式（沟通、互动）有别（熟人与生人、陌生人的差异）；（3）认同产生，成员身份特征渐明；（4）共同目标，认同基础上的愿景共享和集体行动；（5）内部规则和集体监督确保共同目标的顺利实现。
很多人都讲山西票号，它的诚信确实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契约精神。这种精神从何而来？商人原本在社会阶层中敬陪末座，真正“有远见的人”应是读书人。但是，为何山西票号能集各种称赞于一身呢？这就是社群的力量，是自组织基础上演绎而来的行规约束，其制定之严格、执行之彻底，非今人可望其项背。商人协会和青帮红帮丐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是那么秘密，是外显的，因此会吸收主流意识形态来强化其合法性、合理性，所以内部规则一定会和社会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相呼应。其次，这些规则是自身长期演化而来，可能比他人设计的规制更合情合理。比如晋商的身股制，不得任用亲人等，都是逐渐形成的。第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方文化、社群文化也是内部自治规制的重要来源。古代商帮的自组织不说，现代社会也需要各式各样的社群伦理，学者社群有学术伦理，医生社群有医事伦理，媒体社群有新闻伦理，教育社群有师道，这些伦理就是底线，保障了它们与利益相关者的和谐关系。
自组织的缺失，使得个人原子化，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监督成本也高高在上。因为缺乏集体监督的机制，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有罪推定，阴谋论盛行，品牌要花大力气去说服消费者购买；另一方面，层级制下的人员膨胀就属必然，因上下左右各怀心思，缺乏认同，必须处处防范、力求控制；若政府压根不为人所信，其法律与废纸无异。
很多企业家读国学、参禅悟道，也有人身穿古服祭孔，但止于此是无济于事的。道德不是大原则，不是摇头晃脑朗读经文就能得到的，它必须落实在生活中，落实在日常监督中，落实在人与人之间时时的相互学习里，需要日复一日、事复一事地比较善恶之念。在西方就是撒旦与基督、恶魔与天使间的抉择，在中国就是义利之辨，在每时每地的抉择和行动中强化个人的修为。
尽管个人的修身重要，群组的集体监督更为重要。顺带提一句，新的网络技术平台上的社交网络也正在发挥集体监督的作用。一个人之前的可信赖性（trustworthy）可能在这样的平台上被瓦解，但这种监督易引起太多的误解，动辄为别有用心的人口诛笔伐，毕竟任何网民与绝大多数人都是陌生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知根知底的一群有关系的人，或所谓的圈子内的集体监督更为精准和有效。有的企业产品质量出了问题，销售锐减，好的圈子应该是有专业伦理的行业协会，平时就以专业标准相互监督，以预防质量问题，此时就该出面督导改进，甚至不惜将其逐出。而不是像今天，老板结识的圈子（如CEO俱乐部）反而慷慨解囊，“共度难关”，这就是没有底线的行为。
中国是非常具有自组织能力的文明体。政府不应也不必“扶上马”，否则不能真正建立起执行伦理监督的行业团队、职业团体以及社区社群，就会陷入“一放则乱，一收就死”的怪圈，就会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买的没有卖的精”的交易文化就会兴风作浪。当然，自组织要演化出相互监督的规则，并与市场治理和层级治理相得益彰，并存平衡，不能拔苗助长，还得有十足的耐心。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学习过程，是与志愿者精神、能人的积极行动、认同塑造、各种乡规民俗和社会规范的注入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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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说，不必悲观。儒家文化荫及之地，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都走过了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危机。只要放开自组织之门，强化社群精神，各色道德主张之间相互竞争，中国人当然也能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符合现代文明的行业伦理、职业伦理和社区社群规范。道德不是说教能得到的，它必须落实在一群知根知底的人群的相互监督之中，要想改善今天没有道德底线的社会危机，还需要发展我们社会的自组织治理。
关系是个好东西、义气也是好东西，如果有了底线的约制，它会是自组织治理的基石，也是社会走出危机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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