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契约是不够的——访比利时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中

比利时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契约源于拉丁语，拉丁民族却不喜欢它

拉丁民族同样不喜欢契约精神，觉得它太注重结果、数字或利益，不大尊重和关心人。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想必你也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你对中国这种帮派、江湖文化有何看法？你认为它们在中国仍然普遍吗？
奈斯：是的，非常普遍。许多西方人在谈到中国时，都会从“关系”说起。就像你在此用了“江湖文化”一词一样，“江湖”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但如今的江湖文化不像小说中指人们聚集在一起打架、争斗，而是更类似于一群乐于待在一块儿的人彼此之间的社交行为和关系，也许就像老朋友一样，在一起喝点东西、闲聊，这就是我理解的、现在“江湖”的含义。
而“契约”一词来自孟德斯鸠，原是一个拉丁词语，但是它使用到商业环境中的却是撒克逊民族。欧洲包括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斯洛伐克民族等。我想至今，拉丁民族的人仍然与日耳曼民族有差异。在中国，“江湖”是一种文化，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商业中，都是不容易被契约精神所完全替代的。有趣的是，拉丁民族也同样不喜欢过于强调契约精神，因为过于偏重契约显得太注重结果、数字或利益，不大尊重和关心人。
企业需要契约，是希望一切结果都是可以预测的。但是，人类生活本来就是难以预测的，它不仅关于数字和可预测性，而应是关于爱、安全、死亡、孤独等许多其他的部分，这些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商业。

CBR：在西方历史和文化中有类似的“江湖文化”吗？
奈斯：是的。如果提到个人生活，欧洲人常常是很“江湖”的。我们会参加派对、教堂活动、社交活动，都会与自己合得来的人更多相处。我们都有自己的“江湖圈子”，对自己的教会或朋友圈忠诚，这都出于人的本性。如果你发现有人的价值观和你很像，你就会与他靠近、亲密交流并加深了解。这个圈子可能是法语圈子、西班牙语圈子、天主教或基督教圈子等等。当然，这也引发了社会问题，各个圈子之间分得很开，却不知道如何跨越鸿沟，你也不大容易离开自己的圈子而走得很远。
在商业生活中，美国、英国、德国或荷兰等国家也许很关注契约，但如果你去看拉丁国家，比如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它们的态度则完全和西欧不同。当然在西方国家，如果你打破了商业规范，你会受到惩罚，法律和规则也给到你某种程度的保障。

契约是一种干巴巴的联结方式

契约是白纸黑字、干巴巴的一种联结方式，你无法这样管理整个企业。                                                         

CBR：江湖文化也影响着从古至今的中国商业环境。甚至有人说，江湖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的底色，你是否认同？
奈斯：我同意。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西方企业要收购亚洲企业也很不容易。因为西方人没有啥“关系”、“认同感”或“背景”，如果完全依靠契约般的功利心态，会让员工感到不舒服，流失人才。契约是白纸黑字、干巴巴的一种联结方式，就好像说“如果你不能达到某个数字，你就出局了；只有你达到某个指标，你才能获得奖金”，这也许对某些特定的事情适用，但你无法这样管理整个企业。
我曾经见过一家中国央企的董事长，我问他：“你们一共雇佣了多少人？”他回答：“一百多万人。”我非常惊讶！他说因此他的角色是有社会意义的，如果他只关心契约，也许可以只雇佣一半的人，另一半人就会挨饿。他尽力在做一件对的事情，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
在美国，人们已经习惯按照契约办事。但我们都有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金钱或数字并不是终极价值，只考虑这些，将对社会和人类产生很大的伤害，金融危机就帮助我们认识到这点，商业关系应有更多层面的含义。

CBR：同样的文化背景，香港企业就更注重契约精神，相比大陆企业也更有效率，你怎么看？
奈斯：的确，生意人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你不能客观地预测下一步会怎样，这让做生意变得很艰难。你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来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契约就是很好的工具。
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还不那么明了，那时许多企业都在灰色地带发展，缺少法律和规章，做生意需要“关系”。那是许多中国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许多现在发展得好的企业都曾经历过这个时期，这使得“江湖文化”不可或缺。但如果你观察几家发展得最好的企业，比如华为，三一，如今都在有意地宣扬契约精神，它们知道这将帮助企业依靠客观而不是主观因素发展得更好。
我曾和香港的朋友讨论过欧洲的福利制度，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说“福利制度正是我们要设法避免的”，我想这正是契约精神带来的一种负面影响。就像奥巴马在美国说要进行全民医疗保险时，大家都表示惊讶，这就是香港的问题所在，在这方面它需要改变。

生命不只包含契约

引入契约精神不代表就要放弃本来的态度，生命不止包含契约。                                                           

CBR：最近一些中国企业发生了江湖文化和西方契约精神冲突比较厉害的事件，你对这些事件怎么看？
奈斯：这得看企业的性质。上市公司意味着它们不能很快地做决策，需要准备很多的书面报告才能通过一项决议，所以这些公司想要应变新的情形或开展新的投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族企业则不会有这些问题，它们应变得更快，也比上市企业更能承担风险；个人企业则有更多的自由来应变与创新。但另一方面，权力也更容易被滥用，欺骗或腐败在这类企业很难杜绝。因为审计监管更少，契约也更少，所以很难确定这些企业得到了合适的控制。

CBR：眼下的中国商业环境中，你能看到哪些江湖文化的影子？你认为这些会对中国企业、行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
奈斯：江湖文化在中国无处不见，但当企业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时，你需要让自己更具有可预测性，为此需要契约。尤其大型中国企业必须逐渐摆脱江湖精神，去迎接更加契约导向的工作方式。但引入契约精神不代表就要放弃本来的态度，生命不只包含契约。商业是人类的活动，你不能指望它脱离死亡、爱、尊重这些基本因素，否则会反过来毁了人类。

CBR：中国商业现在的情况与西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你认为有哪些因素，帮助当时的西方企业一步步走出疯狂的掘金时代，逐步走向规范的企业运作？有哪些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奈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摆脱国家控制，也结束了野蛮资本主义发展。但我认为企业走向规范并不在于它的所有制，比如它是家族企业还是上市企业，而在于价值观和态度。企业上市不一定意味着它是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它们只是按照招股书或财务报表来做决策，这并不意味着规范，只是让企业对投资者来说变得更加可预测了。
我认为转折点是一个企业是否开始有关心环境、关心人的态度。如果你观察一个关心环境的企业，你会发现它会关心财务数字或增长以外的许多多元化因素，比如你所雇佣的员工，你对社区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这才是企业的规范化。
所以，我觉得西方企业真正走向规范是在20世纪70年代，始于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是让生意从利益为先转为追求多元化价值的转折，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环境关怀等。

CBR：预测一下中国最有可能靠契约精神发展得好的企业？
奈斯：像一些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中兴、联想，因为它们需要走向全球市场，直面激烈的竞争。

CBR：这些企业可能在中国比较江湖，但在国外比较受“契约”约束，这样好吗？
奈斯：我想是好的。

关于“江湖”的延伸阅读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 著）
大部分人只关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人物和情节的戏剧性，而王学泰却从中看出了另一类被忽视的中国文化——游民文化，即江湖文化。
从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概念的江湖社会和江湖文化。王学泰笔下的江湖，是风波险恶的江湖，绝不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江湖，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江湖，江湖人的原则是“有奶就是娘”，与法制完全对立。
直至眼下，在不少中国人的心中，拜关公依然多于拜孔子。中国的商业社会同样如此，更像是一些江湖人，做着一些江湖事，比法律更要紧的，是“江湖义气”。我们想了解中国的社会、中国人的思想，了解中国的商业环境，绝不能绕开游民文化、江湖文化这个鲜活的传统。（文/孙欣）

《中国商道：社会网与中国管理本质》（罗家德 著）
梁启超曾发起泥与沙的论战，讨论国人究竟是一盘散沙，还是粘在一起彼此团结的泥；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是散沙；鲁迅认为中国人最自私。本书作者认为答案并非如此简单，而是因人际间的差序有别。
在此基础上，作者呈现了中国管理的核心理念。中国管理的哲学是中庸。它是中国人崇尚的最佳状态，是动态平衡之道（the doctrine of dynamic balance），如太极黑白并存、生生不息；其核心内涵是包容差异、兼容并蓄。
清朝县官的匾额之上写的并非影视剧中的“明镜高悬”，而是“天理人情国法”。先天理，再人情，后国法，法外要为天理、人情留出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便是礼治秩序。法尚简约，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社会一旦法太严，就会造成小人横行。
另外，在领导激励方面，裂土封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中国人做事、工作的动机有人情交换，也可能是出于职责所在；是圈子内人士，就是人情交互，否则就是职责。与领导建立人情交换关系，有归属感，就积极上进。对于追求个人成就感的中国员工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就会期盼建立自己的团队。因此，给予其自建团队的机会，会强力激发其工作动机。（文/邓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