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智亭道长《天文图》：包罗万象 星图大成

文／韦绪智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道长因病于2004年1月3日16时50分在北京羽化仙逝。在他去世两个月前，曾嘱咐笔者好友刘志刚先生：“我客厅悬挂的《天文图》是曾在清末钦天监任过职的李理安道长所传，后来参照我在华山等地多年观测的记录及有关资料加以修订，得之不易，海内外道友索求者甚众。现我年事已高，事务繁冗，为便于传之后世，最好能复制一下。”刘志刚先生不负闵会长所托，经多方努力复制成功，堪与原图媲美。笔者有幸拥有一幅，得以虔心研究。为缅怀曾为中国当代道教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闵智亭道长，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闵智亭道长（玉溪道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天文图》广列诸星官与二十八宿

其实凡是曾经拜访过闵会长的人，都会对他客厅里悬挂的这幅天文图留下深刻印象。该“天文图”为纸本立轴，长146.5厘米，宽67.5厘米。图的上部题有隶书“天文图”三个大字，题下面是一小段关于太微、天市二垣和二十八宿所占时辰、方位以及距度的跋文。中上部画的是星图，用黑点标出的千百颗星宿密密麻麻，用细线连接起来的数百个星官和用朱笔标出的三垣二十八宿名称非常醒目。下部是洋洋数千言的《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等跋文，落款为：“丁卯新春华山玉溪道人绘于北京白云观”。

道教天文之术博大精深，玉溪道人秉承传统，得李理山道长传授天文星象和奇门遁甲之术。

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博大精深。在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上中国道教也曾为之作出过巨大贡献。道教在宇宙演化、天地起源、天地结构等方面有其独到的认识和理论，在星象的观测、历法的修订、计时仪器的研制上也有过卓越的成就。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中也有不少是道士或受道教影响的人物，如唐代的李淳风、袁天罡等。元代全真七子之一、华山派创始人郝大通精通天文历算。宋末元初时期的道士赵友钦则对天文学、数学和光学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在《革象新书》中记载的某些实验和发现，曾在世界天文学史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玉溪道人早在1947年就开始深入研习天文星象。当时他在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任知客，深得监院李理山道长赏识。李理山道号紫东，学养深厚、才华出众，曾得东北天文大师李理安道长亲传古天文星象和奇门遁甲之术。李理山道长又把平生所学悉心传授给玉溪道人。特别是李理安所传的《丹元子步天歌》和《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对玉溪道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在返回华山隐修的数十年间，每当晴天夜静之时，他常参照《丹元子步天歌》中所写各个星官的方位，辨识星宿，观测天象。正如郑樵（公元1104－1160年）在《通志·天文略》中所云：“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玉溪道人也曾有诗句记叙当时的情景：“五云宫殿步虚长，斗转璇宵夜未央”。

闵智亭道长《天文图》（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星图绘制极其复杂，然玉溪道人于资料极匮乏之情况下，接连绘制出三幅星图。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关于天文星象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绘画和雕刻天文星象图也有悠久的历史。过去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挖掘所得的资料显示，星象图的绘制工作最早始于汉代。而濮阳西水坡45号墓里“蚌塑天文图”的出土，又将中国天文星象可考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前。

现存的星图主要有唐代的敦煌星图、宋代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所绘的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及呼和浩特五塔寺的清代石刻蒙文天文图等。古人素来把图像看得比文字重要，成语“左图右史”即是明证。这是因为古人深知图像来之不易，绘成一幅图画要比做一篇文章难些，若是绘制复杂的星象图就更难了。

玉溪道人却不辞辛劳先后绘制过三幅星图：

第一幅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画在一块绢上的星图，可惜毁于“文革”动乱时期。第二幅绘于七十年代中期，后来赠与弟子贺信平。第三幅就是这幅于1987年新春精心绘制的《天文图》，也是玉溪道人最为心爱的一幅星图，因此悬挂在客厅，朝夕晤对。该图所绘的星象位置准确，二十八宿所属星官完备。经仔细统计图中共绘出三垣二十八宿所包含的283座星官、1266颗恒星。

而现存于苏州博物馆的石刻《天文图》，为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远根据黄裳所绘制的《天文图》摹刻的，是我国现存最大且星数最多的古星图之一。该星图直径约为85厘米，上面共刻有恒星1434颗。玉溪道人绘制的这幅星图直径为62厘米，所绘制的恒星按照跋文《步天歌》所写的应该是1464颗，因纸幅所限或其它原因仅画出1266颗。据说玉溪道人所绘星图的底本是当年福星观一通碑石上摹刻的简易星图，后来又参照《步天歌》及多年的实际观测才逐步完善起来。身为一名注重内丹清修的全真道士，在各种资料相对贫匮的条件下，能够绘制出如此复杂精细的星象图，实在难能可贵。

玉溪道人以《丹元子步天歌》为基础，去冗就简，做到了“句中有图，无余无失”。

中央电视台最近播出的“中国航天系列：《撼天记》”的第一部《步天歌》，是根据唐代一首描述星象的歌谣《丹元子步天歌》命名的。玉溪道人在星图下面用小楷精心抄录的《步天歌》，也是根据这首歌谣并参照《圜天图说歌》改编的。《圜天图说歌》究竟为何人所作，笔者尚未查到出处。而《丹元子步天歌》相传是王希明所作，丹元子是他的号，在唐代开元年间曾任右拾遗内供奉的官职。《丹元子步天歌》是用七言长诗的形式，描述三国东吴太史令陈卓根据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而整理汇总的283座星官共1464星。它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确立“三垣二十八宿”天区划分法的天文学文献。

虽然《丹元子步天歌》有文本传世，但是由于天文、星占之学在古代向来是皇家禁地，星占学著作私人不得收藏，明代中期以后，虽有所开禁，但民间流传甚少。郑樵在《通志·天文略》中就曾这样评价《步天歌》：“此本只传灵台，不传人间，术家秘之”。可想而知，玉溪道人在当时能得到李理安道长所传的《丹元子步天歌》也是很难得的。

二十八星宿（资料图 图源网络）

笔者曾将《丹元子步天歌》、明代李之藻的《西步天歌》以及清代钦天监博士何君藩的《步天歌》和玉溪道人的《步天歌》作过一番对比。丹元子的《步天歌》为373句共2611字，《西步天歌》为418句共2962字，何君藩的《步天歌》为452句共3164字。相比之下玉溪道人的《步天歌》最为简单明了，仅有341句共2387字，更加概括地表述了三垣二十八宿中各个星官的形状、名称与位置，可谓“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约或丰，无余无失”。

玉溪道人是以《丹元子步天歌》为基础，去冗就简，并将其中11处做了一些改动：如“房日鼠”中“房下一星号为日”句，改之为“房西一星号为日”；“毕月乌”中“毕上横列六诸王”句，改之为“毕下横列六诸王”等等。

除此之外玉溪道人所画星图中共有16处与其《步天歌》中所写的星数不符：如“危月燕”中“危上五黑号人星”句，星图中只画有四颗星；“娄金狗”中“天仓六个娄”，星图中却画有七颗星等等。其中某些可能是因纸幅所限故意少画的，如“室火猪”中“阵下分布羽林军，四十五卒三为群”句，写的是四十五颗，星图中只画十五颗；氐土貉”中“骑官之众二十七”句，星图中只画十颗。

上述不同之处是参考其它天文典籍作出的修改？或是与玉溪道人实际观测的不相符合？给我们留下不少悬念。另外星图中还有14颗星不知何故未标注名称。从星图上还可以看出玉溪道人有借鉴西方近代天文学之处，在图中绘有某些近南极星座，在“张宿”下面绘有“海山”六星便可为证。

玉溪道人根据《仪象志》对三家《星经》进行了勘误。

在《步天歌》之后写的是玉溪道人根据《仪象志》对《星经》所做的勘误。《星经》一般是指战国时期的石氏、甘氏和巫咸氏所著的《星经》，这是中国古代天文典籍中对后世影咱最大的三家星经。而《仪象志》为南怀仁所著。

南怀仁（公元1623－1688年），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1657年来华，于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奉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主持编制《时宪书》并奏请制造六件大型观象台天文仪器，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主编《仪象志》十六卷。同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少寺卿衔。

玉溪道人在对比研究了这几种天文史籍后，指出《星经》中所记载的24座星官在《仪象志》里没有，35座星官所包含的恒星数目有变化。这是因为南怀仁所编的《仪象志》比上述三家《星经》至少要晚2000年，再加接受西方天文学的影响，自然要先进些，对星座的划分上肯定也有不少变化。

南怀仁（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玉溪道人深研天文知识，集道教界历代星图之大成，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其后玉溪道人又抄录了李理山道长所传的《二十八宿分野星座歌》。古代习惯于按天上的星宿位置来区分九州大地或诸侯疆域。这种将天上的星宿对应于地上区域的分配方法叫做“分野”，约创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主要是为了通过观测星宿的变代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当然还有其他分配方法，如按十二星次、二十八宿，或者按北斗七星，还有按照中央及八方位把天分为九野的分法等等。正所谓：“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见《国语·周语下》）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也有：“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之说。

道教神仙信仰中认为天上的星宿是神灵的象征，加之信奉天人感应，因而历代《道藏》中不乏道士仍进行观测星象和绘制星图的记载。而玉溪道人的这幅《天文图》，所绘星象位置之精确，包罗星官之翔实，可谓道教界历代所绘星图之集大成者，充分显示出他渊博的古天文星象学修养和多年来观测实践知识的积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学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曾强调道教文化在中国科学发展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确是精辟之论。玉溪道人留下的这幅《天文图》中所蕴涵的星象学知识和诸多悬念，是值得我们今后继续研究、思考和总结的一笔特殊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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