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皇权得不到遏制:私有财产、公民自由无从谈起!
Author:zhoulujun Date:
在西方,自古流传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中国自古以来则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的一切,都是皇帝的,所以自然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皇室和政府的采购中,经常通过强买强卖的方式来占商人的便宜。
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翁》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和买”的过程,1000多斤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就换走了:“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明代衙门“和买”时,也仍然如此,只给一半的价格:“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商人虽然抱怨,但是毫无办法。
这些现象,几乎历代都有,人们同样习以为常:人家提着脑袋打下了江山,还不让人家占点便宜么?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这话的意思是,老百姓有恒定长久的私产,他们就能够安下心,踏踏实实过日子。否则就会觉得朝不保夕,只图眼前利益,什么事也敢干。这是孟子站在维护统治的角度进行劝谏。
但是在古代的君王,就没有几个想百姓有恒产!
所以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
秦始皇开创新制度之后,中国人还没有不依靠政治权力而能巨富的。
但是这样的财富,权利挥挥手,财富也就烟消云散!
在古代的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几乎是铁打不变的。
商永远是处于四大阶层最末端的,虽然有的巨商真可谓富可敌国,但其政治地位实际上还不如农民呢。
套用大明王朝1566里严嵩的话说,历来造反的都是种田的人,没听说商人能闹翻了天。
伍秉鉴
21世纪时美国人评价史上最有钱的人,中国古代的伍秉鉴、和珅、忽必烈、刘瑾等人并列,而伍氏是榜单里唯一的商人。
根据19世纪末美国人的著作《广州番鬼录》记载,伍秉鉴的全部财产,包括房产、货物、田地、现白银、股票加起来约2600万银元,约等于1800万两白银。当时清朝的岁入也就三四千万两,伍家一户行商就能挣1000多万两白银,约占清朝岁入的1/3,富可敌国也不为过,足以证明当时“十三行”的贸易有多火爆。
伍秉鉴的老爹伍国莹开办了影响近代史的商行“怡和行”,还用儿子伍秉鉴的小名,给伍家起了个“浩官”的商名。
1800年,倒霉的伍秉钧卷入一桩走私案,被朝廷罚款几万银元。根据后世的记载,这桩案子是朝廷官员栽赃陷害行商的冤案,但是行商无处申诉,伍秉钧交了钱,一病不起,第二年就被气死了。
从法理上讲,各大行商的财富也不光是自己的,也是皇帝的。
作为国家的“官商”,“行商”们得到清廷的经商许可,那他们的财富也必然是国家的一部分。
十三行本就被称为“天子南库”,国家一有需要,十三行除了交税之外,各商行还要交“捐”,每逢打仗、天灾、帝后寿辰,商人们都要捐款以示忠心。
富豪胡雪岩:一声令下,家破人亡
胡雪岩官居二品、头戴红顶花翎、身穿黄马褂的红顶商人,个人资产达数千万两白银。
他人生顶峰时,被清廷授予布政使衔,赐二品红顶戴,穿黄马褂,成为大清朝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一时间,人生无限风光。
分析其一夜溃败的原因,有人说因为权力,他的成功依赖于权力,依赖于政商关系,因政商而起,因政商而亡。
他在而立之年发达,花甲之岁败亡,花开花落三十余年。
根本原因在于胡雪岩生不逢时。他生活在一个皇权专制的社会中,这样社会中,无论你多么有钱,甚至有权,只要最高统治者——君王一声令下,财富瞬间都可以化为乌有。
由于权力完全凌驾于社会、经济权力之上,类似于胡雪岩这样的商人唯有付出财富和政治服从,才能收获政策支持、社会地位、垄断资源等经商致富所必需的要素。他们无一不在君主政治的高压之下委曲求全,始终被各类政治势力所摆布,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和财富。
权力的集中是造成结构性剥削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少数人拥有决定权和控制权时,他们可以以自己的利益为先,通过操纵规则和资源分配来剥夺其他人的权益。这种权力不平衡导致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剥削,并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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