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第一帝朱元璋建反腐最严厉与贪腐最盛的朝代

明朝也是六部制：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个部有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再往下是郎中、员外郎、主事等。

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是狠人。他当年查郭桓盗卖官粮案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官员都参与了。于是就杀。杀到最后，每个部都只剩一个尚书两个侍郎，没人干活了——“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这是《明史》里记载的。

朱元璋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杀戮贪官最多的皇帝。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大约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

当时，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

但是杀了一批又一批，到最后贪官越杀越多，导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有些事情一查到底就是会这样。查不查，怎么查，处理不处理，怎么处理，就体现了价值观，也体现了智慧。

朱元璋反腐政策

朱元璋反腐又称朱元璋反贪，指的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期间的反腐事件。朱元璋反腐是下了重典的，他反腐主要以铁腕惩贪，不避亲故，法不徇私著称，对贪官动则处以枭首和剥皮示众的酷刑。

严惩腐败分子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

朱元璋认为“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其对贪污的惩治尤其严厉。前面所说的《大诰》就是重典治吏特别是重典惩贪思想的反映。《大诰》并不是法律条文和量刑标准，而是一种“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大诰》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大诰》的处罚规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朱元璋还创立了“剥皮实草”之刑，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明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恒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从中央到地方，几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既有郭恒之类的贪官，也有一些无辜者。曾受朱元璋表彰的循吏(清官)——曾任山东济宁知府的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受洪武年间的另一大案——“空印案”牵连致死。朱元璋搞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恒案”，杀人据说达到8万多人。 

洪武朝一石米的价钱在半两银子左右，六十两就相当于农民一年半的收成。

对于贪污金额在六十两以下的，老朱也给明明白白安排好了酷刑套餐。

比如这些：凌迟、枭首、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奴、枭首、迫令自杀等等，分别对应贪污金额不小，又达不到剥皮揎草资格的官员。

如果哪个贪官被判墨面文身、常号枷令、枷项游历、免发广西拿象（免死，发配广西捉大象）、发配远方为奴等，那他家里一定像过节一样，大家都认为前世积了德。

对贪腐的官员，老朱从不知宽恕为何物，在他眼里“若贪虐之徒，虽小罪亦不赦也。”

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广开言路鼓励民间反腐

朱元璋在铁腕反腐的同时，还鼓励民间反腐。朱元璋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号召受冤的百姓们击鼓鸣冤。为了防止此行为虚设，同时命令一名御史每天在那里负责，但凡是民间有冤情，地方官员又不受理的百姓们，当事人可以击登闻鼓，并由在那里负责的御史带着上奏；为了让下级官吏有参政机会，朱元璋打破常规，规定不论朝廷官员品级、隶属均可参加早朝上殿言事，有隐情还可单独召见；朱元璋不仅允许民告官，还鼓励百姓越级告状；他甚至鼓励普通百姓把贪官直接绑赴京城治罪，各级官员如果胆敢“截访”，就治以诛灭家族的重罪。于是，在朱元璋的反腐力度下，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

朱元璋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又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定自布政司至府州县官，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准许百姓连名赴京告发。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曾把贪残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钞三十锭，人衣各二件，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敢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者，一律族诛。 　　

设立监察机构

朱元璋为了加大反腐力度，设立了从朝廷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其组织之严，权力之大，都是前朝历代绝无仅有的。在中央朱元璋设立最高反腐机构都察院，将刑、检、法职能集于一身。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掌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巡抚”制度，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大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吏。

颁布文书和诰谕，劝勉官吏

朱元璋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他亲自组织编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以下统称《大诰》）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大诰》选录了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共236个条目，其中有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贪污为主的法规汇编。朱元璋要求全体臣民户户有此一本，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诰》则减一等，无者则加一等。他还把《大明律》和《大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把他们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就连农村最基层的单位里也要“置塾师教之”。在朱元璋的倡导下，《大诰》风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了“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另外，朱元璋还规定每县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戒。 

大力表彰廉吏

奖廉与惩贪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反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朱元璋对此也给予高度重视，大胆破格提拔著名的廉吏，如知金华县事王兴宗以廉洁奉公而著称，累迁怀庆、苏州知府，后又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朱元璋还多次亲自召见或旌表廉能卓异者，如洪武八年（1375），因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所辖之地官清风正，百姓富饶，朱元璋亲自召见并予以褒奖；嘉兴府布衣王升写信给其子平凉知县王轸，劝勉他“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慎勿以富贵为念”，朱元璋发现这封信后，立即派人到王升家予以奖励，还亲自撰写诏书旌表，并将之与王升的家信公布于全国，以为典范。综观朱元璋的整个帝王生涯，一手抓惩贪，一手抓倡廉是他一贯的反贪措施。

朱元璋反腐为什么不成功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朱元璋自有他雄才大略的一面，而且在惩治贪官上也动了许多脑筋，但整个来说，他的惩贪反腐并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朱元璋自己都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说明，实际效果可能也有限。

如此严厉的反腐手段反复荡涤，朱元璋想来大明应当是官场清明，百姓乐业，离他的理想王国相距不远了。许多事地方官可以选择性上报，为了利益，对自己不利的事会设法压住。唯独一样东西绝对无法作假：农民起义。

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六年，老朱每年平均收到六起各地造反的消息，加起来总共有一百多次。

要说这些都是农民不堪压迫而造反，那也有点冤枉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天下未定，制度改革尚未完成，还有许多敌对力量的残余搞破坏，老朱起初并不怎么在意。可一直持续十几年，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调查结果让老朱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

刑部尚书收受罪犯贿赂，指示属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来代替罪犯坐牢；印钞局大使和户部官员勾结，印了七百万锭纸币，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万锭；兵部侍郎借抓捕逃亡军人的机会，收受军人家属贿赂二十二万锭……

地方上胡作非为的程度更加惊人：浙江省的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比国家规定的数额多出 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中小地主们，勾结官府，多年来用包荒、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把农业税转移到普通农民身上。甚至他们还把自己的田产转寄到长工名下，叫「铁脚诡寄」。这种欺骗一层层上报，乡骗县，县骗府，州府骗中央，一直骗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诡寄」。

好你个“通天诡寄”！这已不是偶发的腐败，而是系统性的腐败。受害的农民忍无可忍，走上了与当年红巾军一样的道路。

在朱元璋高压政策下，开始六十两就算贪腐，要杀头，到后来贪腐一两也要杀头，甚至凡是收受任何贿赂都必重罪连株。但是，反腐反不了贪腐。

唐宋都用了相反的“高薪养廉”政策，一样挡不了腐败，这两个方子用历史实践验证——都是失败的。

没有从制度的根源上解决问题

大明朝毕竟也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封建王朝，皇帝所做的一切，终极目的始终是维护神圣的皇权和封建制度、维护占据统治阶级地位的大地主的既得利益，这是不可动摇、不可触碰的底线。有时候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做一些让步，但永远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不可能革皇帝自己的命。

朱元璋首先他是专制而独裁的利益总代表，他背后庞大而根深蒂固的利益链也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贪腐的顽症不光是朱皇帝没有办法根治，任何其他的皇帝也根治不了。当然，在封建帝王中，朱元璋已经算是反腐第一帝了，只是囿于历史发展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朱元璋为首的皇族就是最大的腐败集团

朱元璋为首的皇族就是最大的腐败集团。他自己可以讲节俭，树榜样，但别人不准建言。譬如，在他号召大臣直言上谏时，员外郎张来硕响应号召上书朱元璋，建议不要取已许配过夫婿的少女当宫女，竟被当庭碎肉而死！朱元璋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儿子要封王，女儿要封公主。朱元璋亲自定诸王、公主年俸，其数量相当惊人，以洪武后期岁收粮食最多的数字做基数，诸王府禄米竟占全国收入四分之一以上！如山西当年存留地方的粮食共有152万石，可是当地皇族禄米需252万石；河南地方当年存留粮食共84万石，当地皇族禄米要192万石。把地方存留粮食全部拿来供给皇族，还有一半以上缺口。

更主要的是，朱元璋惩贪反腐，是建立在极端专制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集权，超越任何朝代任何帝王。与之相匹配，他的野蛮残暴也超越任何帝王。他取消丞相制，让各中央机构直接对皇帝一人负责。他大肆杀戮功臣，胡惟庸案、蓝玉案，都分别杀掉几万人。他设立检校和锦衣卫，密密的间谍网撒遍全国上下，特务横行，官民无日不战战兢兢。他禁锢思想，限制人民行动自由，明文规定不得离开本乡生活。他大兴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到了神经不正常的地步。比如他小时做过和尚，当过红巾军，被骂作盗贼，于是谁诗文有“僧”“光”、“秃”、“贼”等字眼皆要掉脑袋，就是有同音字“生”、“道”或形近字“则”等字眼也要杀头，而且一杀就是全家老幼，甚至全族人头落地。人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洪武之治背后暗流：社会变成大监狱 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参考文章：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朱元璋反腐

朱元璋反腐：严刑重典却成效有限 https://history.sohu.com/20150122/n407996323.shtml

明朝反腐最严厉，也是贪腐最严重的朝代？只能说：暴政之下无完卵 https://www.163.com/dy/article/FUCQL3EN0541IDJ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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