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治国需要用贪官、反贪官——阳光法案为什么行不通

早在1766年，瑞典就制定了相关法律，指出掌握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必须放弃财产隐私方面的权利，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来接受公民的监督。规定公民有权随时查阅所有官员的财产和纳税情况。

其实这个，这个其实在某些地方，很难行得通！

秘术——贪官之用与弃

人密谈 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

朱元璋反腐力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朱元璋反腐/16520600

为了从源头上遏制官员贪污，朱元璋还特别起草重刑法令《明大诰》，其中的酷刑种类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剥皮楦草这种刑罚，是直接将人皮剥下来且必须保持完整，然后内部填充稻草，一个人皮稻草人便做好了，手段之残忍，令人叹为观止。

据不完全统计，朱元璋杀掉的贪官至少15万人，其中两万人为朝廷官员，就连跟了朱元璋多年的老臣也未能幸免，甚至他自己的儿子和女婿都在其中。尽管朱元璋的反腐力度如此大，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其实并不理想。

这个我之前写过：《反腐第一帝朱元璋建反腐最严厉与贪腐最盛的朝代—比苏联 》

为什么朱元璋反腐无效？

看看此文：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15/01-28/7011935.shtml

古代中国的反腐机制千变万变，说到底无非两途。首选是推动体制改革，根绝腐败滋生的温床。

《万历十五年》中，那个“世间已无”但又无处不在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就试图走这条路子，他推出“一条鞭法”，通过改革税收体制，减少官员上下其手的空间，又改革官员考核体制，裁汰贪官、庸官，可以说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很少有人像张居正曾经做到的那样成功。遗憾的是，张居正身处一个以人治为根本的国家。这导致了他即便想推动法制改革，也必须依靠人来推行。正如《人》剧中高育良所言，“一把手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而担子都压在一把手一个人身上，他当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来办事”。而张居正提拔的这个“亲信”，就是接了他的班担任首辅的申时行。万历十五年的申时行几乎整年都浸润在反对者对他是“张居正的私人”的攻击中。于是，申时行的困境就产生了：如果他继续推行张居正的改革，则会坐实“张居正私人”的帽子，最终被皇帝拿下，改革人亡政息；如果他对张居正留下的摊子有所退让，反对者则一拥而上，最终改革也会人亡政息。无论怎么选，在人治社会下试图通过推动法制改革防范腐败，都逃不脱人亡政息的宿命。终于，世间再无张居正。

法制反腐行不通，树立道德榜样，鼓励官员们洁身自好行不行呢？《万历十五年》里也讲了这么个典型，那就是海瑞。海瑞的两袖清风的确很受民众的欢迎，但在官僚系统中，这样的人却是怪物，甚至被当成“白眼狼”。海瑞没考上过进士，理论上连县令都没资格当，是当时的首辅徐阶一手提拔了他，然而徐阶告老还乡后，后任高拱却通过海瑞的铁面无私揪住了徐阶的小辫子，最终把他搞垮了。

伙同政敌斗自己在政治上的恩师，即便有反腐这杆大旗撑腰，在明代也是最为同僚们所鄙夷的行为，不具有效仿价值。所以海瑞在老百姓那里是榜样，在官员那里却是“奇怪的模范”。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指出：“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

张居正式的制度性反腐推不动，海瑞式的道德反腐没人理，这就是大明王朝在万历十五年遭遇的窘境，《万历十五年》一书，实则是一本“大失败的总记录”。失败的根源，恐怕出在明朝的产权上。有明一代，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一直狠抓反腐，官员薪水极低，贪污60两以上即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但诡异的是，朱元璋同时给自己的子孙们规定了极高的待遇，“朱二代”“朱三代”乃至“朱N代”们可以肆意榨取国家的利益而心安理得。这让明代的反腐失去了意义——如果反腐所节省下来的民脂民膏没有还给百姓，而是落入另一批权贵“皇族”的口袋，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反腐，岂不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斗争？这样的反腐又有何正义性可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虞云国说得更为明确：体制性腐败是不治之症，在专制王朝衰减律的加速度下，这种体制性贪腐犹如癌细胞那样急遽扩散，严重恶化。

这似乎也印证了阿克顿勋爵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只要皇帝不愿放弃君主专制，无论你反腐的旗帜举得多高，无论你反腐的口号呼得有多响，无论你对贪污腐败分子施以何种酷刑，都无法阻止贪腐的复制与蔓延。

转载本站文章《为什么治国需要用贪官、反贪官——阳光法案为什么行不通》,
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oulujun.cn/html/res/literature/history/2023_1231_9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