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条印度道路

中国成千上万的“返程大军”在拥堵的道路上苦不堪言。但你知道生活在邻国的印度人不仅是在路上堵着，更是在路上玩命吗？这印度道路到底有多恐怖，先用数字说话——印度的车祸死亡人数长年霸占世界首位，平均每四分钟就有一人在路上丧生。也就是说，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就有一位印度老兄在不知道去哪儿的路上身亡。

，我们再来感受下印度铁路的大跃进梦想。在这个普通百姓分分钟“玩命”的国度，每天都有40人因铁路事故丧生。为此，印度远早于中国推行火车票实名制度，一方面打击黄牛，但更多作用却变成了事故发生后，确认死者的身份和数量。于是，淡定的印度人民在用生命坐火车的日日夜夜中，培养了无比强大的内心、无比稳定的情绪和安全感自动供给系统，让他们在外人看来每天都在玩儿命的出行中，还能愉快的吃着咖喱唱着歌。

印度铁路最大的问题就是吞吐能力堪忧。每天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铁路出行，但单日运力只有2100万名，这意味着每天有200万人需要被迫开启“外挂”模式。尤其是赶上印度“春运”（大型宗教节日等）随便一辆火车，都是标准的“人山人海”。除了车厢内人头攒动，车头，车顶，车窗外，密密麻麻全都是“乘坐”本列车的乘客，印度人民一定都没有密集恐惧症，否则看到这被人群覆盖的火车，一定会晕过去。

农村说，要富裕，先修路……

“印度道路”曾经举世知名。这就是政府对市场活动实施超级管制，样样要许可证，事事要审批。结果，挡不住的管制官员大贪其污，社会腐败程度直追当年巴拿马，逢单你来，逢双我上，轮流坐庄，贿赂被制度化了。走市场经济之路，又要让行政官员过左审右批的瘾，这就是原汁原味的“印度道路”了。我知道的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张五常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不停地大声疾呼，警告中国转到方向对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千万当心“印度综合征”。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得有声有色，但是产权改革左躲右闪，而“规范市场”的管制又层出不穷。举目四看腐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知道张五常教授的推理本事名不虚传。

改革出转机

但是，印度已经出现了转机。举证这个变化，不需要说印度人，特别是海外的印度侨民多么聪明了得。是的，访问过欧美的中国人，大概没有不对那里从事白领以至金领职业的印度人之多留下过深刻印象的。精于吸取全球人才精华的美国，发给外国人士可以在美从事专业的工作签证，总数的20%都给了印度人。在大名鼎鼎的硅谷，据说30%的工程师是印度裔工程师。他们不但成为美国人创办的高科技公司的顶梁柱，而且自立门户照样成绩傲人。印度裔企业家在美创办的公司到华尔街上市而又业绩不俗的，只要查查Microchip、 I2 Tech和Mastch的记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我要说，古老文明的东方泱泱大国，挟10亿人口之众，万里挑一出来一批优秀人士，不足为怪。况且侨民们的出类拔萃，搞不好还是逆向淘汰的结果：故国民不聊生，没有机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去也。

要紧的是，印度本土的变化。但是我也并不想就此举证，比如最近被广泛报道的印度经济增长率提高、人均所得增加、高科技大有苗头。这些事情，别的国家不论，单拿中国来比，印度要占上风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当然，印度一国软件生产量占全球软件总产出的167%，年度软件出口达到40—50亿美元，除了美国，天下无出其右。但是，中国的家电普及率、电话普及率、电脑保有量、上网人口等，不是把印度远远落在了后面吗？说今日的上海比孟买风光，应该不是夸大之词吧(听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看到曼哈顿似的浦东新区，赞赏之余就要求提高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再往“底部”看去，据美国《亚洲周刊》的估计，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在13亿中国人当中有35亿，而在10亿印度人当中有53亿。消灭贫困的压力，两个古老文明大国不相伯仲，不过看来印度更沉重。

我要举证印度变化的，只是一件事情。这就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创办的公司，满世界赚钱成为世界级的好公司！让我补充一句，这样的公司赚发达国家市场的钱，一不靠出售自然资源，二不靠廉价劳动力优势，三不靠贩卖军火，四不靠政府补贴。靠什么呢？靠技术创新产品、管理、本土和非本土市场开发。这样的公司，在印度出了一批！本来印度人有能力办“现代企业”，早已有据可查。硅谷高科技公司7%的CEO是印度裔人士，更不消说大名鼎鼎如麦肯锡公司的老板也是印度人了。但是，那都是办在境外的公司，借用了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和“社会资本”。我们这里讲的，是印度人在印度本土办成的具有国际性的公司，这就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哪里容得成长起这样的“物种”？在我看来，这是“印度道路”发生变化的证据了。

试举一例吧。INFOSYS 技术公司是当今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但她在1981年成立的时候，资本不过1万卢比，相当于当时的 1 000 美元。困难的问题不是资本数量，而是通行印度的左批右审制度。创办人穆西先生回忆，“我们用了整整18个月时间才拿到软件经营执照”。1946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的穆西，像他的同代人一样曾经笃信，只有国有经济加政府干预才可以结束贫困。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在法国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亲身体验，改变了穆西的观念。他明白了自由企业怎样创造财富。回国以后，在孟买一家软件顾问公司工作了几年之后，穆西和他的6位同事创办了INFOSYS技术公司。公司头10年最重要的事情差不多就是和令人窒息的官僚管制体制周旋。为了远离无穷无尽的申报和贿赂泥潭，穆西在别的印度公司竞相与管制官僚搞关系并从中获益时，把自己公司的技术人才派到境外去争取国际客户。穆西先生一定是想明白了一条道理：在左审右批的环境里充当“行家里手”，开发软件技术和市场的武功当然就废了。如此打熬10年，到1991年印度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国家管制体制之时，INFOSYS技术公司已经有能力获得欧洲和美国的大公司客户了。

下文还要提到的1991年印度改革，废除了许可证，开放了市场。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出现了简化税制并提供卫星通信设施的软件技术园。INFOSYS如鱼得水，终于可以在本土向全球客户提供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软件服务。但是，市场的开放也将国际竞争带入印度。为了与IBM那样的国际顶尖公司竞争优秀的印度技术人才，INFOSYS完成了公司管理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引进经理和科技人才的股权期权制度，使得一流人才在INFOSYS的待遇毫不比世界上任何一家好公司逊色。穆西领导的技术人员从1994年的480名增长为1996年的6 500名。《远东经济评论》报道，去年有184万工程师报名应聘INFOSYS技术公司约2 000个新的工作机会。公司的致命吸引力，可见一斑。时至今日，穆西先生已无须否认驱动他和他的同事们努力的基本目标，就是使INFOSYS成为世界级的公司。1999年4月，INFOSYS技术公司以过去五年每年利润增加66%的业绩在美国NASDAQ上市。令投资人刮目相看的，不仅是这家公司业务的90%来自欧美发达市场、极强的盈利能力和高成长性，而且是公司在“财务透明度以及对股东负责”等行为方面，像所有世界级的上市公司一样中规中矩。即使经过今年四月以来美国股市的震荡检验，本文截稿之日INFOSYS技术公司每股的股价为125美元，公司市值仍在16亿美元以上。

正如偶蹄类动物必定食草和反刍，也必定成长于草原环境，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和它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关系。INFOSYS主要做发达市场客户的生意，要与国际级IT公司争夺人才，并且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获取投资。这样的“偶蹄类”，必定在产权、契约、承诺、信用、透明度以及反映市场变化的方式等方面，能够像发达市场里的同类物种一样“吃草并反刍”才行。问题在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蔚然成风的“印度之路”几乎是寸“草”不生的，食草动物是怎么个活法才得以存活，并出人意料地长成了大家伙呢？

对拉奥革新刮目相看

答案是环境灾变。1991年开始的“拉奥革新”根本改变了印度商业活动的制度环境。当年70岁并准备退休的拉奥是因为拉吉夫·甘地被刺而突然被推上印度总理职位的。在此之前，差不多延续40年的“尼赫鲁—甘地”政制建立了印度的独立、民主政体和相当不错的独立司法系统。但是，长期主导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却错得离谱。一个最基本的推论是，印度经济资源匮乏，要是听任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而不是由政府指导利用资源，怎么可能加强国力并消除贫困？于是，印度成为“民主制＋计划经济”的实验田，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复杂、非理性的控制和许可证体制，对生产、投资和外贸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控制”。不错，印度没有实行苏联式的全盘国有化(虽然印度国有经济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的8%激增为1991年的26%)，还允许私有制企业。但是，对于一个鸡毛要审批、蒜皮也要盖章的业主而言，“私有制”究竟还有多少意义？事实上，凡是资产规模在200万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无论什么所有制，其主要的经营决定，甚至董事会成员资格，都要得到政府认可。许可证体制使得行政部门“从无所不知的分配者和国家经济利益的平衡者，转变为无休止的、武断的官僚政治统治”。

左批右审制决定商业比赛的输赢，定义了竞争的内涵，当然也就导引着无数商界英雄为之折腰。当“搞定官员”成为商场制胜的不二法门时，你说什么才叫做本事呢？当这类特殊“本事”被许可证体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化之后，“用进废退”的进化论原则就要起作用了。许可证的神奇性在于，没有拿到它之前，申请当事人不免感到讨厌甚至屈辱，可是一旦到手，它就可以把潜在的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这就是说，被管制者也是管制的受益人！弄来弄去，非生产性寻租的甜头诱人上瘾，最后竟然是功能决定了器官的模样。所以，在经济分析上，直接用于获取许可证的资源只是“印度之路”代价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或者主要的代价，是许可证经济限制了市场竞争的范围和强度，抑制创新，保护了落后和守旧。要在许可证经济的土壤上“持续提高人均国民所得”，那就比登天还难了。

对症下刀可见效

1991年的拉奥总理差不多是被逼到了墙角。国家的财经状况极其糟糕，以致印度政府甚至讨论出售驻日本和中国的大使馆以筹措应急资金。但是危机也降低了拉奥内阁，特别是他的财长辛格和商业部部长奇丹巴拉姆向“不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说服成本。印度的经济政策急速转变。而拉奥革新的核心内容说难极难、说易极易，其实就是冲着许可证体制下刀。过度的管制和控制而导致的市场竞争不足捆住了印度的手脚，消除左批右审制解放了印度商业传统的活力。在耶金和斯坦尼斯罗合著的《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的第8章，专门有关于拉奥改革的出色记载。这本书已经有了外文出版社的中文版，对印度改革管制经验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一读。这场改革的总结局是崇牛为圣的古老印度重新长出鲜嫩的青草，为一大批INFOSYS技术公司模样的“偶蹄类”提供了成长环境。乐观的观察家甚至预言，今年印度眼看会超过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这只是显示自1991年以来变革的成果的开始乐章。

我对印度没有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对于老的“印度之路”是否真的已经消失，新的印度道路是否主导了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我不能下断语。从印度发生的变化中我只看到一点希望，就是腐败病入骨髓如印度综合征，也是有药可救的。条件是，对症下刀，手不要哆嗦、不要抖。

转载本站文章《另一条印度道路》,
请注明出处：https://www.zhoulujun.cn/html/res/business/finance/2016_0427_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