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五次北征是为了巩固皇权

    
    我替他分析，可能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须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时代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刘邦）哉？”“乘舆所至，盖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之类的豪言壮语。
    
    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熙、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他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在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待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来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他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们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他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经营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他所动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
    
    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辆车、二十多万民夫、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总共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
    
    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