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荡蒙古草原——大明皇帝朱棣的第一次北征

　　明朝结束内战之后，不久又在南方征伐安南，一时无暇顾及蒙古地区。在此之前，大量撤入蒙古的残元势力与那些在漠南游牧的蒙古人为了躲避明军的打击而不断向北迁徙，从而压挤了漠北牧民的生存空间，分享了有限的资源。漠北牧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蒙古内部酝酿着同室操戈的潜在因素，经过长期压抑之后必然大爆发，并最终形成两大互相对立的势力——“鞑靼”与“瓦剌”。”“鞑靼”这个词早在南北朝时已出现，此后便常常被古人用来泛称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而根据《明史.鞑靼传》等汉文史籍的传统说法，因为当时蒙古统治者不愿再使用元朝国号,故改称“鞑靼”。可是，人们在流传至今的原始文献资料之中，从未发现蒙古统治阶层在官方文书中自称“鞑靼”，而是继续标榜“蒙古”称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相可能是中原文化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已经越来越轻微，因而他们在外交文书极少提到“大元”的国号，甚至不再使用汉字，而是改用蒙古文字，故此，明人在翻译时有意识地将“蒙古”译为“鞑靼”，以此暗示继承蒙古帝国的元朝已亡。这样一来，昔日那些元朝的遗民在明朝君臣的眼中就成为了处于化外之地的鞑靼人。鞑靼据说人口有六万户以上，长期活动在斡难河（鄂嫩河）、胪朐河（克鲁伦河）一带，每年的春夏之交，这里水草茂盛，是游牧的好地方。它代表着蒙古正统势力。“瓦剌”由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这个古老的部落汇合一些森林民发展而成，这个部落在十三世纪以前原本生活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广大森林地区，如今人口据说有四万户以上。元朝灭亡前后，瓦剌贵族率部南下发展，也与部分北迁的元朝残兵败将会师，从此走到了蒙古权力斗争的前沿。

　　“鞑靼”与“瓦刺”的军力都比较强大，它们都是有能力统一蒙古的武装集团，然而，在这两个武装集团之中掌握实权的却是一些权臣，而非他们各自拥立的大汗，因为大汗的威信在战乱中降到了极点，自捕鱼儿海之战结束后的二十余年间，蒙古大汗的宝座上如走马灯般换人，上台的既有元裔、也有非元裔。《明史.鞑靼传》记载，“自从脱古思贴木儿死后，蒙古诸部陷入混乱之中，先后有五位皇帝被权臣弑杀,其中有的人甚至连帝号也没有流传下来。”大汗们逐渐成为受到权臣控制的傀儡。有的权臣甚至篡位而自立。实际上，明朝君臣在这一段时间里连一些大汗的具体姓名都搞不清楚，当他们对一些情况有所了解的时候，正是鞑靼大汗鬼力赤在位期间。可是，鬼力赤在位不久即被废黜，鞑靼诸部改立了一位名叫本雅失里的新大汗。这位新任的大汗在上台之前，曾经远游中亚的贴木儿汗国，后来取道别失八里（东察合台汗国）回归蒙古，因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故得到阿鲁台等权臣的支持而登基。而鞑靼的实权掌握在阿鲁台的手中。据《蒙古源流》的记载，阿鲁台为“阿速人”。阿速原来是西域色目人之一种，现在已经被蒙古人所同化。元朝未亡时，由阿速人组成的阿速卫是元廷的侍卫亲军之一，其战斗力在正规军中名列前茅。元亡之后，阿速卫跟从北元小朝廷撤到了塞外，阿鲁台也是其中的一份子。阿鲁台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哈剌章，他曾经参加过捕鱼儿海之战，在战败时突围而逃，不过，他的两个同产兄妹却在捕鱼儿海附近成为了明军的俘虏。他后来收集散兵溃勇，在哈剌章旧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新部队，活动在东蒙古，前后操纵蒙古政局长达三十年之久。

　　据此可知，以阿鲁台为首的鞑靼军队，其核心力量是故元中央禁卫部队残部，而当中的阿速卫军人更是重中之重。

　　有能力与鞑靼一争雄长的是瓦剌，这个武装集团从札布汗河、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叶尼塞河上游的地盘不断东进，占领了肯特山之西以和林为中心的那一带地区，当中包括成吉思汗的第三、第四斡耳朵在内。瓦剌兴起不久，便向明朝称臣，明朝分别封其三首脑马哈木、太平、秃孛罗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

　　另外，一些表面臣属于明朝的蒙古羁縻卫所叛服无常，在明朝、鞑靼与瓦剌之间摇摆不定。最明显的例子是活动在东北地区的朵颜三卫。

　　朱棣登基后的所为所为与他的父亲朱元璋一样，都是想方设法地阻止蒙古地区的统一，让各个部落互相牵制，因而积极介入到鞑靼与瓦剌的斗争中，经常是扶此抑彼，使塞外的形势益加复杂。

　　明朝在此期间进入了全盛时期，疆界从东面的库页岛到西面的西藏，长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从北面的蒙古草原到南面的安南，长约一万零九百四十里，当中居住着汉、蒙、藏、女真、朝鲜、畏兀儿、哈萨克、苗、黎等多个民族。东面的边疆地区与西面的西藏在大部分时间里均处于和平状态。南面的安南已一度屈服于明军的武力之下，重归版图。只有北面的蒙古地区大部分仍属化外之地。

　　朱棣始终没有消除过对蒙古的戒心，他刻意在辽东与西域进行长期的经营，分别设置了奴儿干都司与哈密卫等军事机构，从东西两翼对蒙古地区形成了钳制之势。

　　永乐年间，明朝积极在黑龙江下游设立地方政权机关，这一地方原属元朝东征元师府管辖，生活着蒙古、女真、苦兀、朝鲜、吉里迷等少数民族。其中一些民族从明初开始相率来归，表现愿意臣属明朝。到了朱棣在位时，他继续禀承其父的政策，从1403年（永乐元年）起，积极派人到黑龙江招抚各个部落，经过一两年之后，招抚工作卓有成效，该地区很多部落的首领陆续入京朝贡。明朝按照各个部落的活动范围分设一些卫、所，以其酋长管治，其中比较著名的卫所有在建州地方设立的建州卫，管辖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在海西地区设立的兀者卫，管辖海西女真部分部落；在黑龙江特林地区（今俄罗斯蒂尔地区）设立的奴儿干卫，管辖着野人女真一些部落；在斡难河（今鄂嫩河）设立的斡难河卫以及在海拉尔河设立的海剌儿千户所，管辖着生活在那里的鞑靼部落。到1408年（永乐五年）为止，明朝经过五六年间的努力，已经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少数民族生活的广阔地区设置了一百三十多个卫所。这些卫所基本上都是任命原少数民族部落的酋长担任明朝官职，来统治其旧部。他们的职责与内地土官差不多，具体有为明朝守卫边疆、定期朝贡、战时服从征调等等。在这些卫所的基础上设置更高一级的统治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1409年（永乐六年），明政府在来朝的奴儿干地方酋长忽剌冬奴等人的建议之下，决定在奴儿干这个元朝东征元师府的旧地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这个新机构直属中央政府的兵部职方清吏司，它管辖范围从东面的濒临大海的库页岛到西面的斡难河；从北面的外兴安岭到南面的图门江，并与辽东都司接壤。后来随着明朝国力的日益强盛，它管辖卫所的数目最多时竟超过了四百多个。

　　奴儿干都司的设置有效地局限了鞑靼人在东北地区的发展。

　　在大西北，明朝也积极经略西域。狭义上的西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当时那里居住着蒙古、回回、哈萨克等民族，存在着很多个大小不一，互不隶属的封建政权，大多数封建主都是成吉思汗儿子察合台的后裔。明朝从洪武年间开始就陆续与哈密（又名哈梅里）、别里八失、吐鲁番、柳城等政权确立宗藩关系。特别是位于嘉峪关以东一千六百里的哈密，因为处于西域要道，所以朱元璋历来重视对此地的经营。而朱棣在位与哈密的关系更为密切，于1404年（永乐二年）封其首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并于两年后设立哈密卫，委派汉人庶僚周安为忠顺王的“长史”、刘行为“纪善”，以“辅导”忠顺王政务。哈密以南居住着蒙古、畏兀儿与藏人，明朝在这些地方设立了赤斤蒙古卫、罕东卫、罕东左卫、以及安定、曲先、阿瑞等卫，分别由其部落首领管治。

　　明朝从东北与西北的两个方向对蒙古地区进行战略包围，接下来，朱棣要做的事就是要考虑如何控制蒙古草原了，完成朱元璋未竞的事业了。

　　就在奴儿干都司设置的前一年，明朝得到了鞑靼迎立本雅失里为汗的消息。为了对鞑靼进行招抚，朱棣在1409年（永乐六年）派遣使者金卜歹与郭骥往见本雅失里。可是，本雅失里不满明朝册封瓦剌三王，杀死了明使。这种行为让明朝找到了重新启动战争的借口。

　　朱棣迅速作出反应，于同年七月派出“十万骑”讨伐本雅失里。这十万骑兵有相当一部分出自镇守边防的部队，朱元璋死前曾经透露过明朝在边塞长达六千里的战线上“有马十万”，这支宏大的队伍虽然在三年多的靖难之战中损耗很大，但内战结束后，北方的边塞地区获得了六七年休生养息的时间，因而骑兵的实力完全能够恢复到洪武末年时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朱棣自恃有足够的力量发起进攻，意图集中兵力进行犁庭扫穴式的打击来摧毁鞑靼根据地。

　　明军的序列如下：

　　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充总兵官

　　武城侯王聪为左副将、同安侯火里火真为右副将

　　靖安侯王忠为左参将、安平侯李远为右参将

　　丘福是跟随朱棣一起靖难的老将，他为人的特点是“朴戆鸷勇”、“敢战深入”，靖难之师初起时，他参与了夺取北平九门的行动。在攻打真定时，他身先士卒“突入子城”。在白沟河之战时，他“以劲卒捣敌中坚”。而在夹河、沧州、灵璧诸战中，他皆为军队前锋，由此可知，这员久经沙场的老将最擅于率领重装骑兵打头阵。

　　事实上，重装骑兵这一兵种不但在明朝开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靖难战争同样光芒四射，朱棣与手下最得力的将领的张玉、朱能、丘福等人都善于指挥重装骑兵。史称丘福勇猛有余、谋略不足,，其“谋画智计不如张玉”，只不过张玉死得早，而朱能也在稍后病逝，到了征伐鞑靼时，只好由丘福挑起大任了。

　　鞑靼的领导者自然是大汗本雅失里与权臣阿鲁台了，根据蒙古史专家曹永年先生的考证，他们能够动员应战的军民大约为二、三十万。虽然鞑靼人的数量不少，但与全盛时期的蒙古军队相比，仍旧大为逊色。就以重装骑兵为例，在十三世纪的蒙古军队中，重装骑兵占了骑兵总数的十分之三左右。可是时间过了两百年后，现在已经非常衰弱的鞑靼重装骑兵在骑兵总数中的比例远远不及十分之三，原因是他们本地有限的冶铁业越来越难以满足一支规模宏大的重装骑兵队伍所需要的铁甲以及其它的铁制兵器，而这时候对外贸易的通道已被明朝与瓦剌切断。明朝严禁铁制品输出蒙古地区，并组织了一条封锁线，这条封锁线从东北的奴儿干都司一直到西域的哈密，袤延万里。瓦剌亦已控制了肯特山以西地区，基本切断了鞑靼与别失八里（东察合台汗国）、贴木儿汗国等西域大国之间的联系。

　　自从捕鱼儿海之战后，明朝的重装骑兵已经奠定了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现在更是如日中天。相反，穷困潦倒的鞑靼人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从表面上看，敌对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力量对比更加悬殊，胜利的天平似乎不容置疑地会倒向明军这一边。而实际上，世界上永远不可能会有常胜的军队，鞑靼人只要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建军路子，完全有机会以弱胜强。

　　鞑靼虽然人没办法维持一支昂贵的重装骑兵，但却另辟蹊径，大力发展廉价的轻装骑兵。尽管轻装骑兵配备了钩枪、刀等兵器，但其最常使用的还是自造的弓箭。弓箭的制作材料大多数源自草原，所以能够自给自足。其弓为复合弓，以多种材料叠合而成，常见的制作方法是先以桑、榆等树木为干，再配以黄羊、野牛之角，然后以鹿皮为胶，加以粘合。弓弦以皮条制成。其箭用柳木做杆，以铁为镞，因而比较粗大、耐用。史载元朝的阿速卫军号称“精悍，善于骑射”，擅长轻装骑兵的打法，而鞑靼军队的核心力量是由出身于阿速卫的阿鲁台在故元中央禁卫部队残部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他重视轻装骑兵既是继承了传统，也是现实的需要。因为这支军队中的游牧战士普遍缺乏攻坚能力，所以很少进行旷日持久的攻城，他们特别倚重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经常在野外四处游荡进行掠夺，以便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而轻装骑兵无疑比重装骑兵更加适应这样的打法。

　　综上所述，在鞑靼军队中，重装骑兵已经处于次要地位，其作战风格也和昔日的北元军队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准备出征蒙古的明军面对这个全新的对手却仍然因循守旧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打法，那么前途就会变得凶吉未卜起来。

　　朱棣对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北征的军事行动放心不下，他虽然重用丘福，又担忧其轻敌，故在出师之前对其秘密授以方略，告戒道：“兵事须慎重。你到达开平以北，即使不见敌寇的影踪，也应该时时就像面对敌人一样，相机进止，不可固执己见。如果一战未捷，就等下一仗”。当大军出发后，朱棣又派人连赐数敕，提醒丘福等人，如果“军中有人扬言敌人容易取胜，请不要相信”。

　　朱棣虽然反复叮嘱，可是改变不了丘福一军失败的命运。

　　丘福出塞之后，在开平附近看不到敌迹，他轻率地离开主力，自己带着千余骑深入到胪朐河（克鲁伦河）以南进行搜索。这种打法明军过去在捕鱼儿海使用过，当时最先到达战场参战的五千人全部是骑兵，为那一次决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是，丘福似乎忘记了这次面对的对手不是无能的脱古思贴木儿，而是久经沙场的阿鲁台。阿鲁台沿用了蒙古军队传统的诱敌战术，打算出动轻装骑兵先将对手引到预设的战场，再一举歼灭。过去，王保保在和林保卫战就这样做过，并成功将来犯之敌引进设下的“口袋”里。此时此刻，丘福不知道自己正在走上一条不归路，当他在胪朐河以南如愿以偿地碰到了鞑靼的部分游骑并轻松获胜时，更加信心十足了。接着，将士们在乘胜渡河时捉获一员官衔为尚书的俘虏，经审问得知鞑靼君臣在明军出塞之后一路北撤，正巧距离此地约三十里。丘福大喜，当场命令手下疾驰前往以免放走敌人，留下后患。诸将纷纷反对，请求等候主力到达，侦察敌人虚实之后再前进。但丘福不听，他一意孤行地决定以俘虏为向导，直捣敌营。然而，明军在随后的进军途中连续战斗了两日，始终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每一次战斗里，鞑靼军队都是稍一接触就“佯败”退去，但丘福反认为对手不堪一击，“锐意乘之”，继续跟踪追击，而与主力的距离也渐渐地越来越远了。右参将李远眼见危机四伏，谏阻道：“将军轻信俘虏的话，孤军深入。敌人不断示弱诱我，再前进必然陷于不利的境地，可是现在退兵已经迟了，恐怕会让敌人有隙可乘。上策是停在原地结营自固。白昼则扬旗伐鼓，出奇兵与之挑战；夜晚则燃炬鸣炮，虚张声势，使敌人难测我军之虚实。等到主力来到，再全力进攻，必可取胜。否则，亦可以全师而还。”最后，李远提醒丘福：“当初皇上是怎么样说的？难道将军全忘记了吗？”左副将王聪也支持李远的意见，竭力反对再向前挺进。但头脑发热的丘福全听不进，他以主将的身份厉声说道：“违命者斩！”言毕一马当先向前奔驰，诸将不得已，只能被迫随行。一些人心知此去难返，上马后情不自禁地哭泣不止。顷刻间敌军果然汹涌而至，将明军重重包围。李远、王聪率五百重装骑兵突阵，但因力量过于悬殊而未能为全军杀出一条生路。不久，王聪战死，丘福、火里火真、王忠与李远皆被捉而遇害，“一军皆没”。最后，鞑靼军队攻击了群龙无首的明军主力，大获全胜。

　　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明军的重装骑兵很难对付鞑靼的轻装骑兵，因为他们的马匹驮载着沉重的装备，普遍跑得比对方慢，为此，他们长矛与刀剑总是劈空。他们肢体上披挂着的大块铠甲也对射箭的速度造成限制，在对射时很容易成为对方的箭靶。众所周知，鞑靼轻装骑兵常用的一种战术是大踏步进退，不论任何情况之下都与敌人保持一段距离，尽量使用弓箭在有效的射程之内杀伤对手，是击败明军的主力。

　　在胪朐河以北取得了空前大捷的鞑靼随即南下扩张势力，收服了朵颜三卫。如果本雅失里与阿鲁台等人再取得两三次这样的胜利，将会严重危及明朝在北方的统治。

　　朱棣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他收到从前线传回的败迅后震怒不已，“以诸将无足任者”，决计亲征，但在此之前，为了提防鞑靼的反攻，他下令山西、开平、辽东等地戒严。一场更大规模的决战在酝酿中，第二年二月初十，他亲率军队从北京出发，亲征蒙古。尽管明军的骑兵刚刚受到严重的挫折，但朱棣还是想方设法重新召集起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并准备在步兵的配合下一洗前耻。这一仗，不遗余力的明军再也输不起了，这支对外号称“五十万”的军队，作战序列如下：

　　中军主将是清远侯王友，副手是安远伯柳升

　　左哨主将是宁远伯何福

　　右哨主将是武安侯郑亨

　　左掖主将是宁阳侯陈懋，副手有都督曹得、都指挥胡原

　　右掖主将是广恩伯刘才，副手有都督马荣、都指挥朱荣

　　朱棣吸取了丘福失败的教训，在出征之前对军队的各个兵种以及相关武器装备进行了整编，以便能更好地抗衡鞑靼的轻装骑兵。众所周知，轻装骑兵是对付轻装骑兵的最好兵种。尽管明军骑兵有不少人擅长使用弓箭等兵器远距离打击敌人，可是在这个骨节眼上，一支主要由农夫组成的军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培养出数量众多的善于骑射的将士，也建成不了一支比鞑靼人更加强大的轻装骑兵，由此可知，明军仅仅依靠原有的骑兵队伍必将很难克敌制胜，而是需要步兵的大力协助。毕竟，对步兵进行适应新敌情的临战练兵比较简单，也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而明军步兵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将不得不身处第一线肩负起挑战鞑靼轻装骑兵的历史使命。在此之前，明朝虽然刚刚经历过靖难战争那样惨烈的战事，但步兵的武器装备与过去相比却没有多大变化，因为在靖难战争中敌对的双方在进攻时都非常依赖重装骑兵冲锋陷阵，所以在防御时必须主要依靠步兵的长枪与刀牌排列成行形成坚固阵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步兵的长枪与刀牌在与重装骑兵近战时能够取得一定的优势，但与出没无常、捉摸不定的轻装骑兵对阵时却同样避免不了成为箭靶的命运。相反，如果给步兵队伍配备更多的弓箭等远程兵器，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因为他们不用像骑兵那样分心驾驭马匹，能够站在地上竭尽全力地拉扯强弓劲弩，射出的箭必定比马上挽弓的轻装骑兵射得更远、速度也更快。明军步兵的弓弩到底能射多远？根据《明史兵志》记载，明军普通士兵在训练时，用弓射出的箭要达到一百二十步（一步相当于五尺）以上，才算达标。他们使用的各式弩又有所不同，比如蹶张弩射出的箭要达到八十步以上；而划车弩射出的箭要达到一百五十步以上。至于鞑靼骑兵常用弓箭的射程，明代中期的《北虏风俗》与《练兵实纪》等书给出的答案都是：五十步。据此可以推断，当大型的步兵阵营射出铺天盖地的箭雨时，破阵能力稍逊的鞑靼轻装骑兵将很难占到便宜。此外，当明军骑兵万一打不过对手时为了避免溃散可以躲藏于步兵的阵营之中，甚至在必要时还可以下马布阵，充当步兵的角色与对手抗衡。通过分析元明战争史的大量战例，可以清楚知道在步兵与骑兵之间，一些不同的兵种能够互相克制，并由此至少总结得出四个作战规律。第一个规律是，手拿弓弩等远程武器的步兵有能力克制轻装骑兵。第二个规律是，轻装骑兵有能力克制重装骑兵。第三个规律是，重装骑兵可以凭着坚固铠甲的掩护，驾驭着战马一面闪避着利箭一边迅速地左右穿插，专门寻找对手防御力量薄弱的地方强行突阵，具有克制步兵弓弩手的能力。最后一个规律是，重装骑兵的天敌不仅仅限于轻装骑兵，那些一齐竖起盾牌，让手中的刀枪像猬毛般向前伸出的步兵躲在木栅、壕沟与拒马等障碍物的后面排成紧密相连的阵线，也可以使之无隙可乘、不能越雷池一步。综上所述，真是一物克一物！尽管凡事必有例外，有时在战争中难免会出现重装骑兵战胜轻装骑兵之类的奇迹，但上述四个作战规律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可知，战斗的胜负与统帅能否正确使用各类兵种与各样兵器有关，上一次战斗的胜利者由于固步自封就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战斗的失败者。作为那一个时代最杰出的统帅，朱棣即使总结不出战争的规律，也不可能对各兵种之间互相克制的事实一无所知，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会因时导势地组建拥有大量新式远程兵器的新兵种——神机营。

　　神机营的配备的远程兵器并非弓弩，而主要是神机铳炮等管形火器。因为管形火器与弓弩相比，至少拥有下面两个优势，第一，士兵们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即可顺利操纵火器，而所需的时间比练习射箭短得多；第二，操纵火器时不用花费多少力气就可以长时间连续射击。相反，人们挽弓射弩则需要很强的体力（比如臂力、腰力与足力），时间一长难免气喘如牛。故此，管形火器特别适合普通人使用，也可使部队在补充入大批良莠不分的人员之后仍能维持一定的战斗力。

　　明军使用管形火器的历史源远流长，朱元璋在初起兵已经对此非常重视，他在南方与张士诚争霸时最早于1359年（至正十九年）二月的绍兴之战中使用过火统，而在具有历史意义的鄱阳湖大决战以及后来的平定四川与云南时，各种各样的管形火器均有令人难忘的表现。元末明初，著名的铳炮类火器有铜制碗口铳、盏口铳、铁炮等等。不过，明军在北伐中原时很少动用铳炮等火器，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火器制造技术还比较落后，比如管形火器在点燃火药发射弹丸时会泄气，从而对射程造成不利的影响，其射程暂时比不上弓弩，威力也有限。按照明朝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的规定，每一个一百多人的“百户”，要有十人使用火铳、三十人使用弓箭，由此可知那时的管形火器仅仅占了“百户”武器装备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个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进步而日益增大。等到朱棣在位时，一些管形火器开始在实战中使用“木马”。木马由硬木制成，它的大小与管形火器的口径差不多，可以塞入管形火器之内放置在火药与弹丸之间，起到压实火药的作用，故能有效防止泄气，增加射程。在使用木马的火器之中，最出名的是神枪，此物据说从安南引入，它的枪管用铁制成，既可以发射弹丸，又可以发射箭，当战士们在木马前面放入弹丸（或箭），再点燃火药，射程达到三百步之遥，超过了军中装备的二意角弓、蹶张弩与划车弩等弓弩。也就是说，到了永乐年间，明朝的很多火器已经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并渐渐取代了弓弩的位置。

　　不过，管形火器虽然在射程上超过弓弩，但射速与之相比则逊色不少，这是因为管形火器的发射程序有点繁琐，士兵打出一发弹丸之后，重新装配弹药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仅凭一己之力很难迅速连续射击。幸运的是，这个难题早在洪武年间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镇守云南的沐英在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与当地叛乱的土著作战时，首次将火器部队分为三行，第一行射击完毕退到阵后重新装填弹药，同时，第二行前进到第一行的位置继续射击，其后，轮到第三行。以此类推便可成功达到连续射击的目的。永乐年间的明军又发明了一种连续射击的新战术，这种战术同样把军队分为三个行列，战斗时，当第一行的士兵射击完毕，立即将火器向后传递给第二行。第二行的士兵需要前后兼顾，一方面负责把用过的火器传递给第三行，由第三行的士兵装上弹药；另一方面又负责从第三行士兵的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火器，向前传递给第一行的士兵，让他们继续射击。因为新战术不需要士兵走马灯般的互相变换位置，所以开火的速度更加快。指挥官还可以挑选一些神射手专门站在第一行，从而打得更准。

　　由此看来，明军使用管形火器的新兵种开始逐渐成熟起来了，如果在在实战中能够按部就班地发挥正常的水平，击败鞑靼的轻装骑兵并非难事。

　　创建于1410年（永乐八年）之前的神机营，其配备的各类管形火器有手铳、盏口铳炮、碗口铳炮、独眼神铳、神枪与神机炮等等，除此之外，还装备了神机箭等燃烧性火器。这支部队由“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等军事单位组成，都是步兵。神机营这五个军事单位全部参加了朱棣首次亲征，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十万”北征大军的军事序列之中，也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等五个军营，它们的名字与神机营的五个军事单位相同，这意味着神机营步兵将与很多来自不同单位的步骑兵合并在一起作战，统一由王友、何福、郑亨、陈懋、刘才等五个军营的将领指挥。此外，神机营还有一支骑兵队伍，它拥有五千匹战马，组建成一个名叫“五千下”的属营，由都督谭广领导，专门“掌操演火器”与“随驾护卫”，负起保卫皇帝的责任，属于宿卫部队。

　　史载神机营的总人数在全盛时达到了七万五千多人以上，而队伍里面清一色的火器使到它当之无愧地成了世界最早的火器兵种，这比欧洲在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创建的火枪兵还要早了一百年左右。顺便提一下，神机营后来常常与五军营、三千营一起并称之为“京师三大营”，是明代正规军之中公认的精锐部队。其中，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个军事单位，主要由京卫与从各省抽调的步骑兵组成，而三千营的成员则有点与众不同，包括《明史》在内的一些史料记载，三千营由归附明朝的“三千小达子（达子可泛指蒙古人）”组成，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这似乎是一支由蒙古人组成的精锐骑兵，但实际上明军在战时更乐于采取蒙汉混编的方式执行任务。三大营全部参加了朱棣的首次北征，但那时还不能算常设的军事单位，只能算临时编组部队。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的北征大军于1410年（永乐八年）二月由北京(朱棣登基后以北平为北京)启程，浩浩荡荡向塞外进军。三月九日，全军在鸣銮戍举行了大阅兵，排列的阵势东西绵亘数十里，“旗帜鲜明，戈戟森列，铁骑腾踔，钲鼓震动”，士气非常旺盛。将士们一路经居庸关、宣府，于二十五日到达兴和，休整十余天后继续前进。朱棣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知道在蒙古腹地有时难以及时找到饮用水，因而下令明军每隔十日路程就建筑一个备有水源的城寨，当部队在进军时缺水，可以立即派人返回后面的城寨取水。这些城寨的名字很有特色，叫做“杀胡城”、“灭胡城”等等，里面除了水、还贮存有粮食，并留下部分人马守卫。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明军终于在五月一日到达了鞑靼人长期活动的根据地克鲁伦河。先头部队在数日后捕获两名间谍，朱棣审问后对敌情的变化有所了解。原来鞑靼上层领导者们都想避免与明军正面决战，可是在撤退方向的问题上，大汗本雅失里与权臣阿鲁台之间发生了分歧，本雅失里主张向西，而阿鲁台主张向东。由于军权控制在阿鲁台的手中，最后本雅失里只能率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人马向西奔逃，他一直跑到克鲁伦河以北的兀古儿扎河，正准备向斡难河方向逃去。斡难河的源头地区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正式即位的地方，在蒙古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明史》在介绍此地时专门提到：“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现在这个神圣的地方面临着一场腥风血雨。朱棣深知“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他作出了非常迅速的反应，果断兵分两路，将主力留在克鲁伦河边新筑的城塞里监视东奔的阿鲁台所部，自己率领部分精锐骑兵携带着二十天粮草立刻动身追击本雅失里。因为本雅失里的力量有限，所以朱棣只需出动骑兵就可以了，暂时不用步兵介入。明军快马加鞭经兀古儿扎河一直赶到斡难河，最终在十三日追上了这股敌人。

　　自从元明战争开始以来，两军的最高领袖将要首次面对面地决一雌雄。然而，人多势众的明军追兵没有全部投入作战，朱棣仅仅出动前锋部队就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了“率众拒战”的本雅失里，俘虏了一批人畜与辎重。这场早早结束的战斗只不过是序幕，好戏还在后头。

　　不堪一击的本雅失里以七骑突围而出，不久在流亡途中被瓦剌杀害。

　　本雅失里作为傀儡大汗，他半生浪迹天涯，直到死时才结束奔波劳碌，然而他的妻子及外母却被瓦剌掳走，继续在尘世间浮沉。历史虽然没有留下本雅失里妻子的具体名字，但她的俘虏生涯持续了十五年。最后，她与母亲一起终于找到机会潜逃，然而始终无法在风雨飘摇的草原中立足，只好漂泊到风俗与蒙古迥异的中原，归附了明朝。当时在位的是朱棣的孙子明宣宗，他不念旧恶，宽大为怀，决定善待她们，“每月各给米五石”，这相当于戎边士兵四斗月粮的十多倍。可见明帝对蒙古大汗遗孀的关爱——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民族，但都是贵族，同属统治阶级，这叫“惺惺相惜。”本雅失里的妻子及其母亲虽然不免寄人篱下，但是她们作为弱质女流之辈，能够在有生之年结束流浪，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归宿，在乱世之中也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以上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打住。

　　再回过头来说朱棣的首次北征，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斡难河源战胜本雅失里之后，返回与主力会合。他从谍报中得知一些溃散的鞑靼军人流窜在开平以北，便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带着部分兵力南返，以防后路有失，自己率领大队人马继续沿着克鲁伦河、阔滦河（今呼伦泊）东进，准备打更大的仗。步步深入的明军尽量隐蔽行踪，每天只在黎明及日暮之前才生火做饭，费尽心机地搜索阿鲁台所部。六月初八，将士们到达飞云壑，终于在兀儿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一带找到了集结在前方的山谷里的鞑靼主力。朱棣在数十名骑兵的拥簇下登上一座山冈，他指挥部队根据地形布置军阵，先形成左右相距数十里的的宽阔正面，然后一齐向前推进，企图大范围捕捉敌人，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假如明军的装备仍是以长枪、砍马刀与盾牌为主，那么鞑靼轻装骑兵就会按照传统的打法利用自身机动能力强的特点时进时退，刻意与进犯的明军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这段距离将在长枪与砍马刀的攻击范围之外，但是一定要在弓箭的射程之内，因为这样一来，鞑靼轻装骑兵就可以在避免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不断用手中的弓箭逐一而有效地射杀对手。然而，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朱棣已经提前给部队配备了大批射程要远于弓箭的神机铳炮，并组建了神机营，故此，鞑靼轻装骑兵不敢轻率接近明军，只能暂且向山谷的方向退却，以尽量避免后路被包抄，力图使对方打歼灭战的计划落空。

　　《孙子兵法》说过“穷寇勿迫”，以免敌人狗急跳墙反咬一口，造成自己的损失。然而，明军管不了这么多，只是苦苦盯着对手不放。阿鲁台派出使者前来明军大营诈降，但被朱棣识破。这时候鞑靼军队退到一个名叫九龙口的地方，终于与尾随而至的明军爆发了冲突。一部分鞑靼骑兵忽然杀了个回马枪，冲破数百名明军前锋骑兵的阻击，扑向明军阵线的右哨。以轻骑兵为主的鞑靼军队破阵能力不强，很难像重装骑兵那样可以排成数行对敌阵进行反复的冲击，因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骚扰对手。隶属于右哨的神机营步兵有机会一展身手了，他们不等鞑靼人的利箭射到面前，便充分发挥了各类神机铳炮射程比较远的优势，辟里啪啦地开火，打了个痛快淋漓。阿鲁台碰了一鼻子灰还不死心，他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向朱棣所在的御营发起新一轮的冲击，朱棣毫不示弱地亲自率领千余骑兵迎战。这一战的新颖之处在于，双方骑兵都主要使用远程兵器较量。《明实录》称明军将士在战斗中“人百其勇、矢下如注”，打得鞑靼军队人仰马翻。根据《殊域周咨录》与《明史.谭广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负责宿卫的神机营骑兵在谭广将军的带领下也参与了反击，神机营将士使用的神机铳可以在铳管里面放置火药与木马，然后发射利箭，正巧符合官修史书中“矢下如注”的描述。

　　阿鲁台这一次的反击与本雅失里早几天在斡难河的反击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持续的时间很短，这一点应该归究于轻装骑兵的先天不足。鞑靼轻装骑兵破不了阵是常事，但反常的是他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全身而退，因为人数较少的明军骑兵敢于以牙还牙，并奇迹般打了胜仗，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显然与朱棣有一支强大的步兵为后盾有关。望风而逃的阿鲁台一度因惊惶失措而坠马，他慌忙从地上爬起换马，一溜烟不见了人影。

　　明军主力踏着敌人纵横交错的尸体一口气追击了百余里。当时天气较热，而且水源难找，饥渴的将士们遂停止追击，收兵回营。

　　第二天，朱棣开始打扫战场，顺便搜捕敌军溃散的那些散兵游勇。经过两日的搜索，明军骑兵在长秀川这个地方找到鞑靼人遗弃的大量辎重，史称“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绵百余里”。殿后的步兵将领金玉奉命将“牛羊杂畜”尽数驱赶回来，全部烧毁了那些带不走的辎重。阿鲁台的老巢被朱棣连窝端起，对其实力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削弱。值得一提的是，明军的搜索部队在回曲津这个地方又一次使用了新式的远程火器，中军副将安远伯柳升命令部属使用神机铳打击流窜之敌，其中有一些射出的利箭在同时贯穿两名敌人的身躯之后，还有能力射死旁边的马匹。鞑靼人在铳声大作中狼奔豕突，据说有“名王以下一百数十人”当场阵亡。

　　明军一直追击到广漠镇才于六月十四日班师。由于缴获了大量辎重，引起个别蒙古溃兵的窥伺。一些依附阿鲁台的兀良哈人（来自朵颜三卫）壮着胆从潜伏的山谷里走出来，尾随在明军之后，企图乘机劫掠。朱棣对敌人的企图了如指掌，他先让主力过河，再让数百骑士埋伏于在河曲的柳林里，待机而动。明军为了诱敌，故意在驮载的包囊里面装入大量草料以冒充辎重，然后仅仅派出十余名手持火铳的步卒跟在后面摆出一幅押送的样子。兀良哈人误认为抢夺辎重的机会来到了，他们一窝蜂地闯入埋伏圈中，想不到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埋伏于柳林里的明军用神机铳打了个焦头烂额。早有准备的朱棣也亲率千余精兵及时杀了回来，斩瓜切菜一般地屠戮那些来不及逃跑的兀良哈人，使到残余的敌军在回撤时乱成一团，不少人马陷入河里的泥淖中束手待毙，其中只有数十人成为俘虏，其余全部死于非命。

　　经此一役，再也没有任何蒙古骑兵敢于冒险火中取粟，反而有很多散兵游勇接踵而降。明军主力绕道开平于七月十七日凯旋而返北京，前后历时三月的北征顺利结束。

　　朱棣的首次亲征显示明军的重装骑兵与步兵的实力仍旧雄厚，保持着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不过，在击败鞑靼轻装骑兵的过程中立下最大功劳的却是明军的神机营。不过，尽管明军的神机营马队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远程兵器，并多次赢取胜利，但明朝始终建成不了一支比游牧民族更加强大的轻装骑兵。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致使无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彻底歼灭不了与他们作对的蒙古军队，因为一系列的决战表明，蒙古统治者们即使打了败仗，也总是想方设法四散转移，轻装上马凭着灵活机动的优势跑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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