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胡适）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孟真先生这段话，无一字不是事实。只可惜这番话是很少能懂的。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也难怪，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奂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珩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蕉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所以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句话只是最近二三十年中的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只是那极少数的“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所以我们今日正应该教育一般提倡读经的人们，教他们明白这一点。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最新的经学，最新的治经方法。始创于新经学的大师是王国维先生。虽然高邮王氏父子在一百多年前早已走上这条新经学得路子。王国维先生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观堂集林》卷一，《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慎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科学的起点在于求知，而求知的动机必须出于诚恳的承认自己知识的缺乏。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注》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顾炎武以下，少数学者走上了声音文字训诂的道路，稍稍能补救宋明经学的臆解的空疏。然而他们也还不肯公然承认他们只能懂得古经的一部分，他们往往不肯抛弃注释全经的野心。浅识的人，在一个过度迷信清代朴学的空气里，也就纷纷道听途说，以为经过了三百年清儒的整理，五经应该可以没有疑问了。谁料到这三百年的末了，王国维先生公开揭穿了这张黑幕，老实的承认，《诗经》他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尚书》他不懂的有十之五。王国维尚且如此说，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 

何以古经这样难懂呢？王国维先生说： 

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有又。三也。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人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龃龉者。（同上书） 

王国维说的三点，第一是底本，第二是训诂，第三还是训诂。其实古经的难懂，不仅是单字，不仅是成语，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前人说经，都不注意古文语法，但就字面做训诂，所以处处“强为之说”，而不能满人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经传释词》，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许多前人误认的字是词（虚字），这是一大进步。但他们没有文法学的术语可用，只能用“词”“语词”“语已词”一类笼统的名词，所以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能使读者明了那些做古文字的脉络条理的“词”在文法上的意义和作用。况且他们用的比较的材料绝大部分还是古书的文字，他们用的铜器文字是绝少的。这些缺陷，现代的学者刚刚开始弥补：文法学的知识，从《马氏文通》以来，因为有了别国文法做参考，当然大进步了；铜器文字的研究，在最近几十年中，已有了长足的进展；甲骨文字的认识又使古经的研究添出了不少的比较的材料。所以今日可说是新经学的开始时期。路子有了，方向好像也对了，方法好像更精细了，只是工作刚开始，成绩还说不上。离那了解古经的时期，还很远哩！ 

正因为今日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我们今日对于古经的了解的估计，也学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先生说他对《诗经》不懂的有十之一二，对《尚书》有十之五。我们在今日，严格的估计，恐怕还不能有他那样的乐观。《尚书》在今日，我们恐怕还不敢说懂得了十之五。《诗经》的不懂部分，一定不止一二，恐怕要加到十之三四吧。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前人更笨，只是因为我们今日的标准更严格了。试举几个例子来做说明（1）《大浩》开篇就说： 

王若曰，猷大浩尔多邦。 

《微子之命》开篇也说：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多方》开篇也说： 

周公曰，王若者，猷告尔四国多方。 

这个“猷”字，古训做“道”，清代学者也无异说。但我们在今日就不能这样轻轻放过他了。（2）又如“弗”“不”两个字，古人多不曾注意到他们的异同：但中央研究院的丁树声先生却寻出了很多的证据，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证明这两个否定词在文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弗”字是“不之”两字的连合省文。在汉以前这两字是从不乱用的。（3）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做“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做“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阙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置之陋巷”，“诞置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4）又如《诗经》里常用的“于以”二字： 

于以采频，南涧之滨。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二字，谁不认得？然而清华大学的杨树达先生指出这个“以”字应解作“何”字，就是“今王其如台”的“台”字。这样以来，我们只消在上半句加个符号（？），如下例：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 

这样说经，才可算是“涣然冰释，怡然顺理”了。 

我举的例子，都是新经学提出的小小问题，都是前人说经时所忽略的，所认为不需训诂的。至于近二三十年中新经学提出的大问题和他们的新解决，那都不是这篇短文里说的明白的，我们姑且不谈。 

总而言之，古代的经典今日正开始受科学的整理的时期，孟真先生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真是最确当的估计。《诗》，《书》，《易》，《仪》，《礼》，固然有十之五是不能懂的，《春秋三传》也都有从头整理研究的必要；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之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最近一二十年中，学校废止了读经的功课，使得经书的讲授脱离了村学究的胡说，渐渐归到专门学者的手里，这是使经学走上科学的路的最重要的条件。二三十年后，新经学的成绩积聚的多了，也许可以稍稍减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许可以使几部重要的经典都翻译成人人可解的白话，充作一般成人的读物。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