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武：慧能和神秀：南北禅宗之争

其实不是忽略，是我在研究禅宗史时，认为这一事件关系重大，意欲将其独立成篇来论述。

当年五祖弘忍门下，可谓人才济济，堪为人师者，有“十大弟子”说，如资州智诜，随州玄约，潞州法如，韶州慧能，扬州高丽僧智德等等。这些弟子分头弘化，以长江沿岸的大别山为中心，将东山法门禅宗教线扩充北至长安，西至剑南，东至越州，南至广州的全国各地，一时大江南北，禅风高扬。

　　在这些大弟子中，首先英名远播的是神秀。

　　神秀，陈留尉氏人（今河南尉氏县），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在东都天宫寺受戒。神秀是一位极博学的僧人，史书称他：“游问江表，《老》《庄》玄旨，《书》《易》大义，三乘经论，说通训诂，音参吴晋”。神秀五十岁到东山寺参礼弘忍，“服勤六年”。直到弘忍入灭后，才到当阳玉泉度门寺弘法，一时度门成为中原禅法 重镇。“就者成都，学来如市”。神秀虽然在玉泉寺出家，却不住在玉泉寺，而是在寺庙十几里外的岩石上结草为庵，可见其修行精进。后人记载神秀“年过九十，开室岩居……两京学徒，群方信士，不远千里，同赴五门，云集雾委，虚往实归。”当时的神秀，已名闻天下。

　　神秀与惠能的宗风差异，一是顿悟，一是渐修。佛门称之为“南能北秀”，“南顿北渐”。

　　神秀的禅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观心论》中。弘忍的“守土真心”，以妄心不起，真心不失为解脱。神秀继承了这一理论，他从“一切善恶，皆由心发”出发，强调观心的重要性。他认为：心既是“众善之源”,也是“万恶之主”。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万法俱备。

　　神秀认为，心有“静心”和“染心”两种差别。若随染造恶，则沉沦三界，受种种苦；若观心修行，除染还净，了悟本觉真心，即得解脱。

　　根据这一理论，神秀进而提出，观心的根本要求就是摄心守净，去恶离染。神秀把贪嗔痴“三毒”视为种种烦恼和邪恶的根本，把六根而起的六识视为损真如体的“六贼”。求解脱者，就是除三毒，净六根，以除一切苦。这也是修行的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

　　神秀把观心和念佛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强调“口诵”和“心念”的不同。认为“在口曰诵，在心曰念”。诵在口中，执着音声之相，是邪念；念在于心，念从心起，了知自心清净，才是正念。只有“正念”才能达到妄想并除。常守本觉的观心要求，最终实现解脱。

　　神秀反对在修行活动中“修伽蓝，铸形象，烧香，燃长明灯”等外在的形式主义的求佛之道。他认为“若不内行，唯只外求”是不可能达到解脱的。在这点上，他与慧能是一致的。

　　神秀在弘忍的众多弟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学问高深，还深得皇室宠幸。

　　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临朝执政，六年后改国号为周，自称“神圣皇帝”。在中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由一位女性来当皇帝，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难以服众。中国传统的观念认为“牝鸡司晨”是不吉利的。而此时有人发现，佛教的《大云经》中，有一段讲到一位净光天女，为弥勒佛转世，将要成为女王，天下人为之崇拜归顺，有君权神授的神秘色彩。佛教界认为这位净光天女就暗喻武则天。武则天闻之大喜过望，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大加宣传。她当上皇帝以后，认为佛教经典为其登基提供了理论依据，功不可没，从此一改唐朝皇室“道在前佛在后”的传统，高扬佛法，抑制道教。为了深入推行以佛治国的思想，他遍请天下高僧到宫中奉养，借以提高她在僧俗两界的地位。

　　【女皇武则天】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神秀被请入洛阳宫中。相传武则天对神秀非常礼遇，入皇宫时，武则天亲行跪礼。史书记载：“趺座觐君，肩舆上殿，屈万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王，三国帝师.”可见皇帝当时对他圣眷之隆。

　　神龙二年（206），神秀去世，长安城“送葬僧俗，数逾十万”。朝廷追谥为“大通禅师”，并为他建三座大寺以示纪念，当朝宰相，也是唐代最具名望的散文家张説为其撰写碑文，称其为六祖，极具哀荣。

　　在神秀的弟子中，最为杰出的是被称为“华严尊者”的普寂。

　　普寂，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幼通《诗经》和《易经》，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后心向佛学，三十八岁时受戒于东都端和尚，从南泉景习禅。随后修头陀行。他本想去少林寺投名师法如，途中听说法如迁化，转投至玉泉寺神秀门下，“膜拜披露,精勤思修。凡六年，神秀奇之”，授《思益经》和《楞伽经》，成为神秀的上首弟子。

　　普寂性情稳重，沉默寡言，从不喜形于色，禅风如冰霜严峻，深得人们的敬仰。神秀灭寂以后，他奉诏说法，“天下佛徒，多事普寂。”

　　【《心经》唐代写本】

　　唐开元十三年（706），七十五岁的普寂奉命住敬爱寺，从此弘法活动日趋兴盛，北禅宗也因此而进入全盛时期。普寂在八十九岁时灭度。入灭前，他留下遗诫，说他“承先师神秀禅宗奥义，其奥义由达摩传慧可，由慧可传僧璨，由僧璨传道信，由道信传弘忍，由弘忍传神秀，而自己是神秀的继承者，是为七祖。也就是说，北宗在普寂时代正式提出了法统概念，而这一法统显然是排斥了慧能的，但是排斥作为真正得到弘忍袈裟的慧能，这种法统肯定要为日后埋下隐患。

　　当然，此时的慧能和南禅宗，还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中默默无闻。

　　南北禅宗的公开对立，是在慧能的弟子神会与神秀的弟子普寂之间展开的。此时，南能北秀皆已灭寂多年。发起挑战的，是南宗的菏泽神会。

　　神会，湖北襄阳人。幼读五经，习老庄，渐长知佛教，不求仕进，竞至出家。神会气度轩昂，善于辩才，狷介不屈。密宗说他“顶异凡相，如孔丘，骨气殊众，总辩难测。

　　神会开始在神秀坐下修行。神秀以为他是法门龙象，劝他到继承东山法门的慧能门下。这有点像今天派访问学的味道。传说这位年轻的沙弥来到慧能前时，慧能问他:“你远道而来，可曾带来什么重要的东西？”小沙弥天真活泼的笑答：“带了最重要的东西!”慧能说：“如果真有重要的东西，那你应该认识他的主人翁了。”小沙弥说：“神会所说的无住，就是最重要的东西。般若的知见，才是他的主人翁。”慧能说：“你这个饶舌的小沙弥！”举杖便打。小沙弥挨打的时候想，这么杰出的禅师，能有幸会晤，即使尽献生命，也在所不惜！

　　神会于开元八年（720）北上传慧能禅法。当时长安洛阳一带，全是北宗势力，神会北上，是以极大的勇气，在北宗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开向北宗提出挑战。

　　开元二十二年，神会在滑台（河南省）大云寺设“无遮大会”，与当时已经“海外知名”的崇远法师举行辩论，公开指责神秀系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并提出不惜生命代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辩是非”。正式开启了排击北宗的肇端。

　　神会为南宗慧能争取正统地位，打倒北宗在长安洛阳的两京的势力，手中有充足的武器。

　　首先，神会认为，在传法信物上，历代祖师都以袈裟为信。慧能有弘忍所传衣钵，而神秀没有。据此证明，慧能是正，神秀是傍。

　　其次，在法门的宗旨上，历代大师都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慧能的顿悟才是正法。而神秀教人渐修。慧能的法门是正，神秀的法门是傍。

　　第三，在修行方式上，神秀教人“凝心入定，往心看净”的坐禅方式是有所执着，而六代祖师者皆以“上念不起为座，以见本性为禅”，修行的方式有异；

　　第四，在与皇室的关系上。神会指出，从达摩到慧能，无有人为帝师者。即令皇上有诏，也会拒绝。而神会却成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

　　最后，在传法关系上，历代祖师一代只许传一人，而不是二、三人或多人。而北宗却同时立神秀，法如为第六代，是“缪行佛法”。

　　神会为了南宗的正统地位，如此公开的挑战北宗，指责其“师承是傍”，具有强烈的为宗教献身的精神。在《南宗定是非论》中记载，崇远法师威胁神会说：“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如此相非斥，岂不与生命有雠？”神会回答说：“我今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生命？” 崇远又问：“你如此行事，为求名利乎？”神会答道，“生命尚不惜，岂以名利关心！”显示出当年这位小沙弥以身许教的坚强意志。所以后人胡适评论神会，说他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

　　在“势力连天”的北宗领地，神会如此公开的对北宗大加挞伐，北宗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据史料记载，北宗门下欲置神会于死地者有之。天宝中年，御史上书污蔑神会“京畿聚徒,疑萌不利，”诬告神会有图谋不轨的嫌疑。这几乎是“莫须有”的罪名，朝廷因此而将他赶出洛阳。天宝十二年（753），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次年，又命移往襄阳。同年七月，又敕往荆州开元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移居四处，“三度几死，百种艰难”。几乎是在逃难。可以看出，当年这种宗教之争，也是很残酷的。

　　滑台大会以后，南北两宗门下为争夺正统的斗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迫使双方都开始依傍皇权，借助政治势力来抬高自己，打击对方。两宗之间，势如水火，“顿渐门下，相见如仇。南北宗中，相敌如楚汉”

　　天宝四年（745），神会得到兵部侍郎宋鼎的支持，重新打入洛阳，并在菏泽寺建慧能真堂，由宋鼎为之写碑文。“会序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祖外，震旦（中国）凡六祖，层图绩其影”。太尉房璀作《六叶图序》。神会利用朝廷的势力介入，树立南宗谱系。

　　北宗亦针锋相对，普寂门下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因义福去世而立碑文：“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自可，璨、信、忍至大通（指神秀），递相印属。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指义福）等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

　　【观世音菩萨像】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平心静气的评价一下南北禅宗对立，究竟其教义差别在哪里？

　　按照神会在大云寺“定宗旨，辩是非”的说法，这种对立有五个方面，但是仔细想想，这第一条，第四条，第五条都不是教义分歧，有无袈裟衣钵；与皇室的关系是疏是亲；一代传一人还是传几人，都是外在的，形式的，无涉教义的本质。那么剩下的就是两条，一是顿悟渐悟之分，一个修行方式差别，是坐禅还是不坐禅。

　　南顿北渐，是不是绝对如此？

　　让我们来读读慧能的《坛经》：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韧，悟人顿修，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即长劫轮回。”

　　你看，这里明确的说，佛法从来没有过顿渐之分。之所以顿悟，渐悟的说法，是因为修行人的资质有优有劣，佛法因材施教，聪慧之人适合顿悟，愚笨之人适合渐修。在慧能看来，刹那觉悟，是成佛的一条捷径，但顿修与渐修只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不是两种不同的佛法。

　　神秀一系讲不讲顿悟？

　　资料证明，神秀一系的北宗，也是承认顿悟的。神秀认为，善事凡圣皆依于一心，只要摄心离念，便能消灭轮回，获得解脱，无须累世修行。前边介绍过，神秀的修行方式，强调的是“观心”，观心看净。神秀的观心法，在强调“时时勤拂拭”的同时，也强调“一念静心，顿超佛地”。认为只要能摄心内照，绝三毒心，“悟在须臾，何烦皓首”？

　　如此看来，所谓南顿北渐，也并不绝对。如果说南北禅宗在顿渐上并无多大差别，那么就剩下修行方式这一条了。

　　《景德传灯录》中有一段记载，说神秀派弟子志诚到岭南听慧能讲法。惠能问：“你们的老师教你们如何修行呀？”志诚回答：“教我们稳定心神，入净打坐。”慧能说：“这是病，不是禅！”

　　《坛经》中讲：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癫，既有数百般，为此教导者，故知大错。

　　看来慧能的南禅在修行方式的确与北宗不同，并不强调坐禅的形式。慧能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其弟子南宗怀让充分发挥。在前边那个磨砖的故事中，怀让对马祖说：“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

　　怀让和马祖道一，把慧能反对坐禅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说明在慧能以后，禅宗的确是按慧能的宗风在发展。

　　那么，南北禅宗的对立仅仅只是由于修行方式的差异吗？如果用这点差别来解释南北禅宗对立的历史，显然是缺乏力量的。

　　看来研究南北禅宗的对立，还必须寻找另外的途径。

　　在研究中国佛教历史和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令人颇为费解的现象。

　　比如我们将玄奘和慧能做个比较。

　　玄奘和慧能两个人都是佛教界的伟大宗教领袖，是中国佛教界的两座高峰。玄奘的佛学修养是举世无双的。他出身名门望族，儒学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出家后遍访天下高僧，在佛学理论基础上下过苦功。成年以后又游历西域，在前后长达十七年的长途跋涉中，见闻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带回六百多部经典，有着异常丰富的留学经历。而且他精通梵文，是伟大的译经家，从西域回国后，在唐王朝的支持下，主持译经无数。玄奘精通当时的一切宗派的经典教义，尤其对唯识宗的精妙玄理，复杂的逻辑思辨，有着透彻的研究。他的才华和精神气质，可以说举世无双。

　　我们再看慧能。

　　慧能出身寒微，从小以砍柴为生。在青年时代几乎没有怎么接触过佛经，也没有受到过系统教育。他不説熟悉梵文，连汉字的水平也极低，甚至可以说大字不识。他居住在偏僻的岭南，在他去黄梅之前，只是零星的听别人讲述一些佛经，如《金刚经》，也是只言片语。他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译过经。

　　按说这两个人简直没有办法比较。

　　但是不可思议的结果是，玄奘创立的法相宗（唯识宗）在中国流行了很短的时间以后，很快就无声无息了，而慧能创立的禅宗，包括他的《坛经》，却穿越千年，发扬光大，世代流传，甚至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如何解释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

　　【玄奘大师像】

　　实事求是地讲，慧能的确有过人之处。他最大的过人之处，不在顿渐之分，而在于他实现了佛教的平民化。这是佛教在中国的一场革命。

　　比如他的人人都有佛性思想非常鲜明，他第一次见弘忍时，就明确表白“人有南北而佛性无南北”，“獦獠与和尚不同，佛性何有差异？”比如他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禅法理论，他认为“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心，佛，众生几无差别；比如他的“顿悟”说，认为瞬间觉悟，见性成佛，把成佛的时间、过程都简单化；而且他认为“迷人渐契，悟人顿修”。能顿悟不仅简单，而且还说明这个修行人有上上根器，有慧根，既然如此，大家何乐而不为？比如说他将坐禅修行寓于日常生活，所谓“行、住、坐、卧，无非是禅”。“运水搬柴无非是道”，不讲外在形式，只强调内心的“无念、无住、无相”，非常为平民和大众所喜爱。

　　佛教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皈依三宝”，这三宝就是佛，法，僧，也就是皈佛，皈法，皈僧。佛是觉，皈佛就是“觉而不迷”；法是正，皈法就是“正而不邪”；僧是净，皈僧就是“净而不染”。传统佛法的解释，这三皈依都是向外的，是外在于人的，皈依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修行的刻苦的过程。

　　但是慧能的解释就不同。

　　在《坛经》中，慧能讲：善知识！慧能功善知识皈依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皈依觉，邪迷不生；自心皈依正，念念无邪故；自心皈依静，一切尘劳妄念，自性不染。

　　就是说，他认为，皈依佛就是皈依觉悟，人觉悟了就不会产生妄念，从而清心寡欲；皈依法就是皈依教义，皈依教义就会远离欲望，知足常乐；皈依僧就是皈依清净，人就不会为凡世尘念所染。

　　慧能在禅宗上的最大贡献，就是顿悟成佛说。顿悟成佛说否定了自身以外的外部权威的存在，否定了传统佛教对佛和经典的权威，使个体心性获得了解放，主体的存在高于一切。顿悟成佛说使繁琐的仪轨和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失去了意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佛教简单化，适应了平民的心理和精神需求。你想想：慧能的禅宗并没有要求在精舍里结跏趺坐，也没有要求在书房里凝神玄思，他的顿悟是在腰间系石臼米中完成的，是在劳作中的顿悟。这显然迎合了最广大的普罗民众，成为千千万万辛勤老百姓的梵音。应该说，慧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把佛性拉回到人性，也把佛教从高高在上的天堂拉回到了人间。

　　我观察，在历史上，往往越是深刻的思想，越是复杂的理论，越难抵御现实主义狂潮。比如中国共运史上的两位重要领袖王明和毛泽东。王明当年从苏联回延安，被视为神明，迎接他的是万人空巷。王明自恃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深厚，精通俄语，又来自十月革命的故乡，来自列宁的身边，有共产国际的领袖人物米夫作后台，所以以革命家，理论家自居，根本就瞧不起毛泽东和他的那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他讥讽毛泽东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王明败在了“土包子”的毛泽东手下。毛泽东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其实就是把复杂的马列主义理论通俗化，平民化。毛泽东甚至认为，千言万语的马列主义，归纳起来就一句话：造反有理！这虽然从理论上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但是特别管用，中国的老百姓听的懂，并且很快就能变为他们的革命行动。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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