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的互联网，消失的信息传达

原文链接：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26496

一直以来都想写一点有关于互联网的想法，在上次的《快手，朝阳冬泳怪鸽和他的“奥力给”》这篇文章之后，这种想法也变的更加强烈了。

互联网让人更加幸福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没有意义，讨论这个问题却也许有那么一点点意义。它如此深入的根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它在我们日日夜夜之中，我们每天都在受着它的影响，它也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在于当我们讨论互联网能否给人带来幸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自己进行思考。如果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思考能够带来有效的讨论的“独立思考”，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就也有着它的意义。

这篇文章不会对这个问题预设任何的答案，它也许让生活更美好了，也许在另一边让生活不再美好了，这都是我个人的理解。这篇文章也不够全面，也不可能全面，互联网在各个维度都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大到宇宙航天，普惠金融，这其中都有互联网的成分，这篇文章更多的还是对信息传达这方面的讨论。

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前所未有的接收着以前的时代中不可能接受到的信息量；通过社交媒体我们展示着自己的生活，每个人发出自己的光芒；在新的信息分发模式下，一个个孤岛逐渐形成；MEME和梗取代了我们正常的交流形式，情绪，立场以及政治正确成为了发表观点的枷锁，

互联网让人更加幸福了吗？你可能也有自己的答案。

还是从热点开始说起吧。

前几天北大在高考期间发布了一条祝考生的微信，里面引用了一句诗“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结果，有人去搜这首诗，搜出来全诗的后两句是“哪晓岁月蹉跎过，依然名利无双收”。

结果，网上就开始有人对北大进行嘲讽，一说是北大高端黑，隐晦的表示“小时候吹牛考北大，让你们清醒清醒，非要在高考前嘲讽，文化人就是这么坏。”

然而，这个诗的所谓后两句完全是后人编篡而来。真正的原诗是“食肉何曾尽虎头，卅年书剑海天秋。 文章幸未逢黄祖，襆被今犹窘马周。 自是汝才难用世，岂真吾相不当侯？ 须知少日拏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根本没有后面的什么“岁月蹉跎”。

北大不知道是引用了哪个版本的诗，将“须知少日拏云志”也改成了“须知少年凌云志”，结果被人搜出来的所谓的后面的两句却也是狗尾续貂，不是真的。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原诗反而很难被人发现，网上充斥着所谓的改编诗句，将原本真正的诗歌“淹没”了。

为什么从这个“热点”开始说起？很多人可能会说“蹭热点呗”，当然如果你这么觉得，那么我确实就是在蹭热点。其实从这个事件开始说，是因为它蕴含了特别多的当代互联网的“困境”或者说“问题”，非常有意思。

“社交媒体对谣言的放大”，“情绪和立场大于事实”，这些都是这个事件中能看出来的部分。但是有关于这些内容，在后面我会进行讨论，在“1”这个段落之中，我想仅仅先讨论一件事情。“UGC时代下的知识图谱”污染。

“知识图谱”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说法。在2012 年 5 月 17 日，Google就提出了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的概念，这个的原意在于通过搜索引擎的优化将知识构建成为体系。我们日常之中所接触的更多都是“信息”，而在“信息”之间产生的联系就是知识的基本构建。

知识图谱的构建也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基础，目前来讲大部分的人工智能的本质还是建立在深度学习和知识图谱之下的应答机制，离真正的人工“智能”还有很大的距离。

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中，可以大概分为三个步骤。知识的提取，即将原本的知识将其提取成为机器识别的内容；知识的融合和推理，也就是将提取的信息进行匹配和推理；最后则是知识的表达，即将推理的结果用可视化的形式进行展示。

问题在于在这个过程之中，用于提取的知识在UGC时代下被严重污染了。这不是中文互联网独有的现象（虽然百度在这件事上难辞其咎）。在常识性的知识上，知识图谱依靠着官方的百科勘误可以做到抵御污染的能力，但是在事件，小众的知识这些内容却很容易造成“谣言”的扩散，知识的误读。

知识和事件不一样，和观点也不一样。知识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历史事件，比如科学定理。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承认互联网时代知识的获取效率能够得到足够的提升，我们也愿意承认互联网时代知识能够更加“公平”的话，那我们也必须承认，知识图谱的污染一样会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在目前“人人都能创造内容”的时代，更加凸显。谣言的快速扩散传播，错误的知识被大量的引用。如果说自然学科还算好的话，那么历史人文类的知识在知识图谱的污染下，一塌糊涂。

如果用更加辩证的说法的话，那就是：从好的一面来看，互联网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公平，也让知识能够以极其简单的方式获取；从坏的一面来说，被污染的知识也一样通过互联网的放大传播开了，而一次被污染之后，很可能会造成连续性的长期污染。

UGC（用户创作内容）在互联网上的成型是知识污染的主要原因，但是，用户创作内容同时也成为了现代人社会意义上的“社交名片”。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是现在这样，任何人几乎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观点，创作内容，展示自己，进行社交。这是极端公平的。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中，作者所提到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正是早期互联网理念的雏形。早期的人们期冀互联网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讨论以及对知识的理解。

显然，这种“理想国”现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灭了。

社交网络的兴起没能让“讨论”更进一步，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之后，人们的社交链条建立在社交媒体之后，我们更多的变成了分享生活美好，变成了抖音短视频，变成了meme和梗，。与其说是所谓的制度造成这些，倒不如说这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在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文互联网的讨论从未消失，只是在被资本稀释和割裂”之中，我有提过，大部分人其实没有那么“爱讨论”，大部分的人在生活中的疲惫之后，也只是希望在网络上图一乐而已，希望能放松罢了。这没什么错，这很正常。“理想国”的破灭并不是什么导致的，而是“理想国”本身的地基就不成熟，从而也从来不可能存在。

虽然很多的事情都被人粗暴的分为：这是好事，那是坏事。但是实际上，社交网络的兴起这件事情没有好坏之分，它就是一件事情，它发生了，仅此而已。

前一阵子的”奥利给大叔“事件就是这种”分享”概念的体现。如果说起根于欧美名校大学的脸书天生就带有一定美国式的“精英主义”思维的话，那么国内从互联网下沉之后崛起的，快手这样APP则在另一个层面表达了“每个人都有展示自己生活的权利和机会”。虽然早在土豆网的时期，就打出来过“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种口号，但是在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还是让中国的互联网注定还是属于少数人。

分享当然是好的。互联网的普及更改了人们消费和生产内容的习惯，偏远山区，草原牧区的人们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生活，销售自己家乡的特产；清洁女工，电缆工人，这些以前很少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人也能依靠着科技的进步在网络上拥有了展示的机会。衰落后的东三省，依靠着直播挖掘出了新的文化属性；南方的柑橘在带货主播的口号下也能成为助农产品。这些都是实打实互联网带来给人们的幸福感。

我们可以说，互联网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时代，可是冲突的发生却也偏偏来自于“公平”二字。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的人——准确的说，这么多和你不一样的人。

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我们能够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大部分的人接触到的都是上学的时候的同学，上班时候的同事，还有自己的家人，偶尔可能还会有一些因为共同爱好聚集在一起的朋友。大部分情况下，你接触到的人和你的社会位置都不会差很多。

一个班级可能会有一两个贫困生，也可能也有一两个富二代，但是也就这样了，大部分人都和你差不多的家庭地位，差不多的社会阶级，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爱好，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一切变得不一样了。开放式的社交媒体（微博，推特这种传统意义的社交媒体以及Bilibili和Youtube这种内容主导的“社区"）让人们能接触到很多的和自己社会属性完全不一样的人。

生长在北上广深的家境殷实的“后浪”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为了几千块的学费发愁，听到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块还不敢置信；和你对线的人可能是个比你小十几岁的小学生；有人买了同人本要把本子一页页裁开，每个人拿自己喜欢的那一页，听起来难以理解，却是某个圈子的习以为常。冲突时常发生，人和人越来越难以理解。

把人都变成橘子汁当然是一种笑谈，心和心之间的AT立场也不可能轻易消除，但是互联网放大了这种冲突，或者说更容易让冲突发生了。原本的时代，冲突也有发生，但是很少会有互联网时代这样大量的小冲突发生。

在机核之前的一篇文章（从血小板到狗粉丝——互联网的部落时代）中提到了“部落化”这个概念，作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由于人们生产和分发信息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人们需要寻找和自己相同的“部落”去加入，并且征伐攻击敌对的部落。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部落化并不是饭圈。饭圈拥有其精神偶像，拥有领导，饭圈是带有对某个精神偶像的崇拜理念下，依靠资本化运作的一种现代的文化现象；部落化的不同在于它不需要有偶像，人们仅仅凭着要素的识别就能归属和相认。你用emoji，说抽象话，那你就是狗粉丝；你指尖电光，你就是二次元，人们高呼“在这里也能看到xx的小伙伴”，“部落成员”之间互相识别了。

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情绪取代了讨论，观点取代了事实。更容易识别的符号是你是什么立场，你的屁股在哪里。所谓的交流不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不是为了讨论，甚至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仅仅就是为了表达情绪而已。

可以说，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

MEME（模因）这个概念的最早是理查德·道金斯于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发明的，模因论旨探索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演化模型。他认为文化的传播类似于生物学的进化，也有一套类似的系统。

不过《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本质上还是对基因学的探讨，对于文化领域的MEME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到现在MEME这个词已经完全脱离了道金斯本人最早的叙述，用中文语境的“梗”来描述反而更加贴切。互联网为模因的繁殖增添了一个极其舒适的环境，因为信息传达的便捷性，模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传染。

在机核文章（模因与反模因：基金会最大的敌人(上））之中曾经提到了模因传播的增值性，存续性和散播性。其实，模因的传播我个人认为还具有识别符号，情绪传达以及逆反心理这三种特点。

识别符号，使用模因的人通过传播模因而互相识别；情绪传达，模因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为了表达情绪，其实没有任何实际的交流意义；逆反心理，一个模因如果被官方媒体（比如春晚）使用了，模因的价值会迅速退化，变成无人使用，越是小众的模因越能够吸引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最近在机核发生的TLOU2事件（对不起，又是蹭热点），在最初的一波对于机核的质疑散去之后，目前在机核的B站评论区出现了大量的“模因”复制，刷屏的“奇迹”，这个模因完美的符合了符号识别，情绪传达，逆反心理三件事情，于是被疯狂的传播刷屏。到现在，这种刷屏已经发展到了，“梗”警察（批判刷梗）的人会先一步去评论区“出警，然后“梗”警察会开始和“刷梗”的互相对喷的地步了。

对于机核的批评很多，在这里不多做讨论。我只是想聊一下这种现象，也就是用梗来代替了交流，用复读代替了观点，我们的交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简单的一句，刷梗都是“脑瘫”并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个人认为模因和复读梗并不是为了交流，而是为了表达情绪。

我们本来拥有的语言，在模因之中，被重新解构和缩略。原本包含的意思也被稀释了。语言的复杂性被简单的缩写或者梗给替代，变成了情绪和立场。

与其功能相等同的事物”比与其功能相区别的事物更实在；对事物与其功能相等同的语言表达（以功能性的名词和各种省略句式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妨碍差异、分离和区别产生的基本词汇和句法。这种语言往往把各种形象强加于人，并与各种概念的发展和表达相冲突。以其直接性和坦率性为手段，它阻挠人们用概念进行思考。——《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 88页

如果梗仅仅只是存在于无害的环境之中，变成某种“口癖”。比如“zaima”之类的，那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然而，如果梗变成了情绪化的交流，语言的简化如果影响到我们的日常交流就很可怕了。尽管我们知道使用情绪化的“梗”来交流是以偏盖全，但是放弃思考永远比思考本身痛苦，人也会本能的选择让自己舒适的方法进行交流。

到最后，梗会逐渐取代我们原本的交流体系，正常的交流不复存在，最后都变成“梗”了，因为语言的简化更加让人可以不用思考，比起表达复杂的事实，情绪是更加直接的一种表达。——比如，再出现一个游戏，“奇迹”就变成了梗，刷奇迹的人自然不是为了表达游戏真的奇迹，他们只是在传达情绪，甚至有时候都不是传达情绪，只是想“显摆一下”。

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互联网产品的设计则走向了信息流，定制推荐的孤岛化。

这是一种特别好用的方法，既然不同人群的讨论会影响到社区环境，甚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不交流了。只让同样属性的人交流，这样他们的冲突就会减少。

这种产品设计的概念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选择式的，比如“即刻”的圈子体系，你主动你喜欢的圈子，比如微博的“屏蔽”，你把你不喜欢的人都屏蔽掉关键词；另一种则是被动式的，比如今日头条和抖音根据你喜欢内容的定制化推送；比如说B站的以UP主为中心的圈子构成。

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些方法，在一定的区域内，我们能够收获优质的讨论空间。越是小众的领域，这种讨论就愈发和谐，不会产生过多的冲突。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前文中所说的“部落化”。

因为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选择，用户在这些产品上都会变成只吸收我喜欢的信息，尤其是未成年人，很容易被这种产品设计将自己“孤岛化”，从而形成某种“信息茧房”。

有趣的是，所谓的“信息茧房”概念最初是凯斯·桑斯坦在其2006年出版的《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中提出的，在这个时间点，定制的信息流还没有成型。大家更多的讨论是停留在微博这样被动选择的平台上的。而在那个时候，信息茧房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现在的定制化推荐为信息茧房的进一步进化提供了空间。

信息茧房的发酵和形成，最终的发展就会变成“部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马歇尔·范·阿尔斯泰和埃里克·布尔约尔松最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这件事情，他们认为，随着一个个小团体的形成，互联网会走向“网络巴尔干化”，即指的是互联网上各个群体如同巴尔干半岛局势一样，各个小团体林立，复杂多变，都有自己的内部主张，这种主张的对立，最终会形成冲突。

当一个个互联网“部落”形成之后，群体的决策自然会走向极端化。因为人们在个体决策的时候倾向于保守——即极化的受害者明确是自己的时候，就会不再极化；而在群体决策，则倾向于极端化，因为即使极化的后果，也不会由自己承担；这或许能够解释一部分互联网的“极端“言论的原因，反正出事了也算不到自己头上的侥幸心理，也许是这种言论产生的温床。

我们最终能够突破这种信息茧房吗？我对此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从商业互联网产品的利益最大化来看，互联网产品的进化只会越来越迎合人性中的舒适区，而大数据的完善也会让这种推送更加精确化，精细化，每一个特定内容的“部落”都会在这其中形成，他们之间的或大或小的冲突也会越来越无法避免。

这次的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具了互联网的沟通问题，当人们被迫在家中，只能依靠互联网与人沟通的时候，无法见到面貌的人们，仅仅能够通过文字判断彼此的表情，这又怎么能比得上在线下的沟通呢？

好在咱们的新冠疫情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而在国外，疫情还在持续蔓延，我们也能从国外的互联网状况一窥一二。在海外，随着各类的“政治正确”运动的开始，以JK罗琳为首的作者也会被因为“不政确”的言论在互联网上被大肆攻击，极端化的言论比比皆是，甚至造成了现实中的问题；这当然和整个西方的意识形态变化有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推特所形成的群体信息茧房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资本所谓的“技术向善”，“人类可以变得更好”，“不作恶”这种想法，那么问题自然不会存在了，可能是我过于悲观了。反之，如果我们依然对资本抱有警惕，从个人的角度上也许只有所有人愿意接受自己“不喜欢”的信息，跳出自己信息的舒适区，信息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传达。

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要强迫自己看不喜欢的东西，无视自己的情绪来到达理性上的“进化，那未免要求太高，也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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